吉林长春，一位七旬老人收拾亡妻遗物时，意外翻出一本写着“余额60万”的存折，本以为是老伴留给他的“养老钱”，却在银行取款时被告知账户记录与系统不符。老人气愤之下起诉银行，一审败诉，二审结果却让他意想不到。 2022年3月8日，崔大爷的老伴去世。直到半年后，他才鼓起勇气整理遗物。在一堆旧衣物和账本中，他发现了一本存折，上面清晰写着：2000年6月6日存入100万元，随后取出40万元，余额为60万元。 看到这行数字，老人眼眶湿润，他以为老伴悄悄为自己留了一笔“后路钱”。怀着激动的心情，他赶紧拿着存折来到某银行支行，提出要把60万本金和利息一并取出。 然而，银行工作人员翻看存折后，表示部分信息模糊，日期还存在手写涂改痕迹，需要进一步核实。双方争执不下，最终老人一怒之下将银行告上法庭。 一审法院经过调查后查明：第一，该存折账户实际是在2000年6月7日开立，开户金额仅为1元。第二，存折中所谓“2000年6月6日存入100万”的记录，是手写修改的，系统流水与原始凭证中都未出现这笔资金，也不存在之后取款40万的痕迹。第三，从开户至今20多年，该账户并无大额资金流入或流出，仅维持少量操作。 崔大爷在庭审中坚持称，存折是老伴用自己的身份证开户并一直保管，他并不知情，如今既然余额写着60万，就应当取出。但法院指出，《民事诉讼法》第64条明确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 老人仅凭一本有问题的存折，而无资金来源证明、转账凭证或相关证人证言，不足以证明其存入过100万元。最终，一审法院以“举证不能”为由，驳回了崔大爷的全部诉求。 崔大爷不服，提起上诉。在二审中，银行方面再次强调：按照“谁主张谁举证”原则，崔大爷必须证明存折记录的真实性；存折上的余额显示不能单独作为认定依据，必须与系统流水相互印证；一审已查明该账户开户金额仅1元，此后无百万元资金流入，所谓60万元余额显然不成立。 根据《民事诉讼法》第75条：“人民法院对当事人的陈述，应当结合本案的其他证据，审查确定能否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 二审法院认为，崔大爷提交的存折存在明显涂改，与银行系统记载完全不符。老人既无法解释涂改缘由，也无法提供其他证据佐证“曾存100万并取出40万”的事实。 因此，二审判决认定：崔大爷的上诉理由不足，维持原判。2025年8月28日，法院正式判决——驳回上诉，维持一审判决。 这起案件，看似只是一起取款纠纷，实则包含多个法律要点： 关于举证责任。在民事诉讼中，谁主张，谁举证。老人要证明账户内确有60万元存款，就必须拿出与银行记录相匹配的证据。仅凭一本存在瑕疵的存折，无法形成完整证据链，自然要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 关于存折的证明效力。在过去，存折是银行与客户之间确认存款的重要凭证。但在电子化背景下，存折上的记载须以银行系统记载为准。如果出现矛盾，需要结合流水、原始凭证综合判断。若存折存在手写涂改，更应要求出具合理解释，否则其证明力大打折扣。 关于长期未行使权利的合理性。崔大爷声称存折自2000年起便由老伴保管，从未查询余额。法院指出，超过20年未曾核对账户存款余额，本身不符合常理。若真存有巨额资金，作为家庭财产，不可能20余年间无任何使用或查验。 关于银行的举证义务。银行方面已提供了系统流水、开户凭证，能够证明未发生大额资金存入或取出行为。这些材料经法院审查，具备较高的真实性和完整性，因此足以反驳老人的主张。 案件的社会警示意义更为深远。 其一，对老人群体来说，妥善保管财产凭证尤为关键。存折、银行卡、密码等都需定期核对，以免因时间过长、凭证损毁而陷入不利境地。崔大爷20多年未曾查询存折，导致一旦出现问题，缺乏补强证据，最终败诉。 其二，对家庭而言，财产应当透明化、规范化管理。夫妻之间、子女之间不应完全依赖口头约定，应形成明确的书面记录或法律文件。这样既能避免纠纷，也能在意外发生后减少误会。 其三，对公众来说，这起案件再次提醒：“钱要落到实处，证据要留到手里。” 不论是大额存款还是财产转移，凭口说、凭记忆都不可靠，必须保留书面凭证、流水、合同。 其四，从法律角度看，法院在此案中的判决凸显了一个核心理念——程序公正与证据为王。即便老人身份特殊、境遇令人同情，但若无法提供合法有效证据，法院也不会轻易突破法律规则。 崔大爷翻出的那本存折，原本寄托着他对亡妻的思念与生活的希望。然而，数字上的“60万”最终沦为一场空欢喜。 案件的背后，不仅是法律对证据的严格要求，更是一次对人生教训的提醒：亲情可以寄托，但财产必须有凭有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