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巴中，一名男子花3200元办了张二级残疾证，却在医院被索要1万元医疗费，举报后又被拘留，甚至刑事羁押49天，案件撤销后申请国家赔偿，却意外收到派出所所长私人转账的2.3万元，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事情的主人公是蒲某，他是一位视力残障人士，残疾等级为三级。2020年的一天，他在广场上遇到推销员，对方称花钱就能办二级残疾证，有了证件不仅能领补贴，还能免费看病。蒲某心动了，交了3200元，拿到了一张证件。从表面看，这证件确实正规，每月还能领到450元补助。 没过多久，蒲某接到通知，去成都某医院就医可以享受免费待遇。可在就诊结束准备离开时，医院保安却拦下他，要求缴纳1万元医疗费。蒲某辩解称自己持有残疾证享有权益，但医院坚持必须缴费。无奈之下，他只能付清1万元，才得以走出医院。那一刻，他意识到事情并不简单，怀疑自己可能上当受骗，于是选择举报倒卖残疾证的行为。 没想到，举报当天他本人却被公安机关带走，并以扰乱秩序为由处以8天行政拘留。接下来的几年，蒲某维权不断，但方式逐渐失控。他多次在残联办事处大闹，砸坏办公室门锁，在走廊里喷撒灭火器，还多次拨打110造成线路占用。有一次，他拿着残疾证复印件坐公交车，与司机争执，导致车辆停运半小时，引来乘客投诉。还有一次，他在广场上辱骂执法宣传人员，并摔坏公安铭牌。 这些行为让他多次被行政拘留，累计38天。公安机关认为他涉嫌寻衅滋事，向检察院申请批捕，他因此被刑事羁押49天。然而，检察院审查后认为其行为情节轻微，没有造成严重后果，不构成犯罪，决定不予批捕，案件撤销。 案件撤销后，蒲某开始申请国家赔偿。他的依据是《国家赔偿法》第17条的规定：如果在刑事案件中被违法拘留，或者羁押后案件被撤销、宣告无罪，受害人有权要求赔偿。按此逻辑，他被刑事羁押的49天应当属于“侵犯人身自由”的范围，理应得到赔偿。 然而公安机关给出的说法却完全不同。办案民警表示，虽然刑事案件撤销，但蒲某的行为确实违反了《治安管理处罚法》，所以他的刑事羁押天数被直接“转为”行政拘留天数。这就意味着，他不是被错误羁押，而是被合法行政处罚，因此不具备国家赔偿资格。 蒲某并不认可。他强调自己从未收到过“刑事案件转为行政处罚”的正式通知。在《治安管理处罚法》第94条中规定，公安机关作出处罚前，必须告知违法事实、理由及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如果公安机关确实未履行告知程序，那就属于程序瑕疵，蒲某的赔偿请求便有了法律依据。 2025年8月，蒲某正式向公安机关提交赔偿申请。公安机关受理了，但几天后，他的账户里出现了一笔转账：金额是2.3万元，打款人却是派出所所长岳某的个人账户，备注为空。蒲某一头雾水，他申请的是国家赔偿，怎么会是个人转账？ 记者就此事询问岳某，他回应称蒲某的情况不符合国家赔偿条件，至于为什么以个人名义补偿，对方并未解释。 这就让事情变得更加复杂。根据《国家赔偿法》第4条，国家赔偿应由行使职权的机关负责，赔偿费用从国库支付。个人转账显然不符合规定，反而会让公众质疑：这是在规避程序，还是在私下“摆平”？这种做法即便出于好意，也容易削弱法律权威。 从法律角度看，蒲某是否能够获得国家赔偿，关键要看公安机关能否拿出充分证据。如果能证明刑事撤销后依法转为了行政处罚，蒲某的49天羁押就是行政拘留，不在国家赔偿范围。反之，如果手续不完整，程序没有履行，49天的羁押就可能被认定为违法羁押，应当赔偿。 此案还牵扯出另外一个重点：倒卖残疾证的行为。涉案推销员最终被抓并判刑，残联工作人员受到处分。这说明制度漏洞被不法分子利用，而受害者却可能被误导甚至受到反噬。残疾人作为弱势群体，更需要透明、公开、合法的保障渠道，而不是被灰色操作所利用。 对蒲某来说，他的维权之路充满波折。从被骗办证，到被骗缴费，再到举报反遭拘留，甚至被刑事羁押。如今，面对个人转账的“赔偿”，他依然举棋不定，不敢轻易收下。他要的不是一笔钱，而是一个合法合规的说法。 法律的力量就在于此——不是谁想补偿就能补偿，而是必须依托制度与程序。否则，即便转了钱，也难以真正抚平当事人的委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