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旭：“中国总是对全球的善意过剩、而武力又稍显不足，这种不平衡，恰恰是最致命的。他以此提醒，真正的和平，绝非无边无际的空想，而是应建立在力量的均衡之上。” 去年中国“向阳红3号”科考船的印度洋科考计划遭遇意外波折。这艘肩负海洋研究任务的船只向斯里兰卡申请港口停靠补给，却被斯方以“选举年需保持中立”为由拒绝。 而就在半年前，当斯里兰卡因国家破产陷入绝境时，中国作为其最大债权国不仅率先同意债务重组，还提供了紧急人道主义援助，帮助这个岛国渡过难关。 这种善意援助与现实回报的巨大反差，正是戴旭多年前警示的“善意与实力失衡”在当代国际舞台的典型投射。 斯里兰卡的决策背后，是印度的强势干预。印度媒体毫不掩饰地将斯方禁令称为“外交胜利”，直言此举是对中国影响力的“重大打击”。 事实上，中国科考船在印度洋的正常活动早已引发印度警惕，此前“实验6号”科考船在斯里兰卡开展合作研究时，印度就曾派海军跟踪监视，甚至编造“间谍船”的荒唐理由进行阻挠。 这种区域霸权式的施压能够奏效，恰恰暴露了中国在力量展示上的不足，当斯里兰卡面临选择时，中国的善意援助没能形成足够的威慑力，让对方敢于在外部压力下背弃合作承诺。 戴旭曾明确指出，中国向世界发出的善意已经足够多，缺少的是力量的充分展示。这一判断在斯里兰卡事件中得到鲜明印证。 中国在汉班托塔港项目上投入46亿美元，在斯债务危机时主动降息重组债务，还为其获得IMF贷款提供关键支持，这些实打实的善意却没能换来平等对待。 当印度以“区域安全”为名向斯里兰卡施压时，斯方最终选择牺牲中斯合作利益，这种决策逻辑深刻揭示了国际政治的残酷现实：没有实力支撑的善意，很容易成为权衡利弊中的牺牲品。 类似的剧情在坦桑尼亚巴加莫约港项目中早已上演。中国曾投入巨资援建坦赞铁路，为坦桑尼亚经济发展奠定基础，却在后续港口合作中遭遇突然终止的尴尬。 坦桑尼亚新政府在英日诱惑下驱逐中国技术人员，直到项目沦为烂尾工程才回头求和。 这种“援助-背刺-后悔”的循环，与斯里兰卡事件形成跨越时空的呼应，共同指向一个结论：当善意缺乏足够的力量护航，就可能变成对方眼中可以随意背弃的廉价馈赠。 但中国并非没有从这些挫折中汲取教训。“向阳红3号”被拒后并未停滞，转而获得马尔代夫停靠许可，继续完成科考任务。 这种灵活应对背后，是中国对“力量均衡”理念的实践升级。在吉布提国际自贸区项目中，中国不再单纯依赖善意投入，而是建立了利益共享机制，既保障当地获得发展红利，也确保自身合法权益不受侵害。 这种模式下，吉布提经济实现转型，中国也获得了稳定的战略支点，实现了真正的互利共赢。 华为的技术突围之路更能说明问题。当美国联合盟友实施芯片断供时，中国企业没有一味妥协，而是加大研发投入，2025年推出的新一代麒麟处理器和鸿蒙生态系统，让外部制裁失去杀伤力。 这种以实力为基础的开放合作，既保持了技术共享的善意，又守住了发展底线，恰是对戴旭“力量展示”主张的最佳诠释。 正如戴旭所言，新中国时期之所以有很多朋友，正得益于在善意之外，还有足够的力量支撑。 在南海维权现场，这种理念转变体现得更为直观。中国海警在应对菲律宾船只挑衅时，既保持专业克制的执法姿态，又坚决捍卫国家主权，这种张弛有度的表现，正是“善意有原则，实力有温度”的生动演绎。 与斯里兰卡事件中被动应对不同，南海维权中的中国力量展示清晰传递出“底线不可碰”的信号，让对方在行动前不得不权衡后果。 斯里兰卡事件也并非完全的负面教材。2024年7月，斯政府宣布将在下一年取消科考船禁令，这种政策回调说明，真正的合作价值终将超越短期政治考量。 但这种回调并非凭空而来，而是建立在中斯经济深度绑定的基础上，中国仍是斯里兰卡最重要的合作伙伴，这种实力基础让斯方不敢彻底破坏关系。 这恰恰印证了戴旭的观点：力量均衡不是简单的武力威慑，而是让对方在尊重与背弃之间，做出更理性的选择。 中国从不否认自身曾在善意与实力的平衡上走过弯路。从坦赞铁路的无私援建到汉班托塔港的债务重组，中国的善意从未改变，但表达方式正在成熟。 当“向阳红3号”在马尔代夫完成补给继续航行时，当华为在技术封锁中实现突破时，当南海维权展现专业实力时，这些场景共同勾勒出中国的成长轨迹：不是放弃善意，而是让善意有足够的力量守护；不是崇尚武力，而是让实力服务于和平发展。 戴旭的警示并非主张中国放弃友好合作的传统，而是提醒在复杂国际环境中需要保持清醒。 斯里兰卡的背刺与回调、坦桑尼亚的后悔求和、华为的绝地反击，这些现实案例共同构成了鲜活的教材：真正的和平稳定，既不能靠一味退让换取，也不能凭武力威胁维持，而要建立在实力均衡基础上的相互尊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