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美援朝打不打，毛主席是这样说的：“不打，有一万个理由；打，就一个理由，出兵！”这就叫格局，大战略格局。 1950年的北京，风已经凉了。 街上骑车的人都缩着脖子，袖口里握着冻得发僵的手。 夜里风一过，屋檐下的雨滴被吹得东倒西歪，叮叮作响。 中南海里灯火未眠，电报室的机器哗啦啦地吐出纸带，散发着一股子热纸味，叠起来已经半人高。 上面写的，不是哪里的庄稼丰收了，也不是哪个厂子开工了，而是鸭绿江对岸的消息——美军越了三八线，正一路向北逼近。 东北来的电报有一种寒意，不是天气的冷，是那种一想到就让人后背发紧的冷。 有人形容，江对岸的夜空就像被人用一支粗糙的钢笔乱涂过——黑底上几笔火光，时不时闪一下，亮得刺眼。 江边的渔民说，有时候能听见远处沉闷的炮声，像有人隔着很厚的门板敲你，闷闷的，却能传到心口。 就在这样的气氛里，“打还是不打”成了绕不开的结。 会议室里的椅子被来回拖动，脚底摩擦地板发出刺耳的响声。 有人拍着桌子说，新中国才喘口气，家里什么都缺，打下去，怕是会被拖死；有人低着嗓子提醒，东北的门一旦开了，就等着别人进来坐堂上喝茶吧。 毛泽东听了很久，他的手习惯性地敲着椅扶手，不快不慢。 那天他开口的时候，声音不大，却像水里落了颗石子，涟漪一圈一圈推开——不打，有一万个理由；打，就一个理由，不能置之不理。 这不是一句空话，更像是一记闷棍，把大家心里的犹豫打散了。 朝鲜、台湾、越南，这三把刀如果架在脖子上，等着挨的不是一刀两刀，而是绞索收紧的那一刻。 几个政治局扩大会议下来，犹豫变成了定案。 10月8日，命令发出，志愿军组建，彭德怀挂帅。 十天后，鸭绿江的水面起了雾，连岸边的草都带着湿气。 战士们背着枪，踏在结实的木板桥上，脚步压得很轻，偶尔有人回头望一眼——黑压压的江水像一块厚布，把他们和身后的国土隔开了。 那一刻，没有鼓号，也没有喊声，只有雾气里一双双眼睛亮着，像是怕惊动了谁，又像是怕自己心里的那团火会被吹灭。 入朝后的第一仗，是在两水洞打响的。 四十军的部队像一双练过的手，拦头、截尾、斩腰，把南朝鲜军一个加强营压在谷地里。 战斗结束得很快，快得像是生怕夜色来不及见证。 前线的电报飞回北京，毛泽东只是吐出一个“好”字，就像是在棋盘上落了一颗子——该轮到对方着急了。 那一天，后来成了志愿军赴朝作战的纪念日。 但战局并不会因为一场胜仗就松口气。 美军的空中优势让他们像鹰一样俯冲下来，撕开地面阵地。 毛泽东看得很清楚，这仗不能抱速胜的念头。 他提了个听起来有点怪的词——“零敲牛皮糖”，意思就是一次消灭一个营，别贪大。 这样磨着磨着，敌人的劲就泄了。 志愿军的人都懂这个道理，就像拔钉子，一点点撬，不求一口气全拔掉，但一定要让它松。 人是铁，力气是有限的。 连续作战几个月后，部队减员得厉害。 毛泽东拍板改了补兵的办法，不再只从国内抽调老兵拼补，而是成建制轮换，让疲惫的部队回国休整，新的部队顶上去。 这么一来，前线像是换了新血，能咬得住战线。 谈判的影子很快落在了战场上。 板门店的桌子不比战壕轻松，毛泽东明白，战场上的主动权才能换来谈判桌上的主动权。 打得赢，才谈得好。 谈判期间，敌人不断挑衅，甚至动用炮火来给自己“加码”。 毛泽东亲自看复函的措辞，连会议场所的安排都要过问。 他的原则很简单——第一次交锋必须稳住，哪怕是文斗，也不能让对手占了口舌上的便宜。 上甘岭的战火烧了四十三天。 山头被炸成了焦土，泥土松得一脚踩下去能陷到脚脖子。 敌人倾泻的炮弹足够把一座小山夷平，可志愿军的阵地还是像钉子一样钉在那儿。 地表守不住的时候，他们转到坑道里，等着反击的时机。 最后一轮冲锋过去，失地全部收复，美军的锐气被彻底压下去。 1953年的夏天，停战的气息越来越近。 毛泽东在签字前两天，还对全军下令，要防止敌人破坏协定。 7月27日，板门店的协议签下来了。 那天没有想象中的欢呼，战士们只是照常站在阵地上，风吹过脸，带着汗味和火药味。 那一仗，打掉了美军不可战胜的神话。 一个从废墟里站起来的国家，在枪炮声和谈判声里守住了自己的边界，也让外面的世界重新打量这个年轻的政权。 国内曾经担心战争会拖垮经济，可事实是，全国的力气被调动了起来，“边打、边稳、边建”不再只是标语。 板门店的签字笔还留着墨迹，鸭绿江边的雾又一次升起来。 桥这头，是归来的士兵；桥那头，芦苇在风里摇晃，像在向他们招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