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毛主席得知向振熙去世，眼含泪水：寄500，与我夫人同穴 【1950年5月，北京中南海】 “岸英，这趟回长沙，替我问外婆好。”毛主席把手搭在长子肩头，声音压得极低，“别忘了，排辈分，按湖南老规矩。”屋里灯光昏黄，父子对望片刻，谁也没再说话。 彼时的新中国刚满周岁，全国到处忙着清理战场、恢复生产。临行前，毛岸英桌上只放了两件东西：父亲亲笔信和一只帆布挎包。信里一句“外婆八十寿，不可失礼”，让这个二十八岁的青年一路揣在心口。
向振熙，这位灰发老人，早在二十世纪初就与毛泽东结下不解之缘。追溯到1913年，湖南一师课堂里，杨昌济第一次讲“修身齐家”，台下的毛泽东听得双眼放光。课后师生长谈，从伦理学扯到德国哲学，再落回湖南稻米行情。循着这条学问与乡情交织的线索，毛泽东走进了板仓冲的杨家，也就此认识了师母向振熙。 那时的向振熙四十四岁，操着一口平江腔，对这个二十一岁的学生格外照顾。她常说：“读书人饿不得。”一碗湘菜腊肉，一碟剁椒豆豉，配几句家常，就把毛泽东留到深夜。杨家的杂物间里，总有他借走又放回的书——师母怕潮，把纸页晒过太阳再存进木箱。
1918年北上。杨昌济受蔡元培邀请赴北大任教，全家迁往北京。不放心毛泽东的生计，师母带上两担米、一包腌鱼干，还把家里唯一的银簪子押给当铺，换了十二块大洋交到毛泽东手里：“路远，身上要有个准头。”这一幕，毛泽东多年后仍对警卫员提起，“她像自家长辈，甚至更周到。” 北大图书馆管理员的薪水每月八块，以今天眼光看不到半斤猪肉，但它托底了毛泽东的求学梦。更重要的是，杨昌济、向振熙夫妇早已认定：要让青年人闯一闯。只是他们没想到，这一闯，把女儿也带进了风口浪尖。 1920年春，杨昌济病逝北京。守灵归葬途中，向振熙把女儿杨开慧交到毛泽东手里：“她随你吃苦，但要有个奔头。”这句话打破了传统守制习俗，也打破了当时“无彩礼不成婚”的惯例。毛泽东借来六块钱，在长沙租了条乌篾桌，冲糯米酿了几坛酒，便成了亲。成亲一周后他南下上海奔走革命，向振熙留下来，撑起这个并不富裕的小家。
秋收起义后局势骤变，毛泽东走上井冈山。长沙城头“捉毛润之”公告贴了满墙。向振熙抱着外孙毛岸英、毛岸青、毛岸龙，门窗不敢点灯。夜里孩子哭，她往嘴里塞半块布，怕哭声招来巡捕。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杨开慧被捕，母女最后一次对视时间不足一刻——敌人破门而入，向振熙急喊：“从后门去！”那声嘶吼划破寒夜，至今仍是开慧村老人茶余饭后的低语。 杨开慧牺牲后，国民党把注意力转到三个孩子身上。向振熙不愿让外孙做筹码，六旬之年扮作乡下妯娌，护送孩子们绕道武汉再折向上海。一路假装串亲戚，她用湖南腔喊“侄儿”，用麻布裹住孩子卷曲的头发，硬是甩掉了尾随的特务。抵沪当夜，看着接头同志伸出暗号，她忍不住掉泪：“娃子们托付你们了，我回去等消息。”
从1931年到1949年，等待变成了习惯。杨家堂屋门槛被老太太坐出油光，左邻右舍戏言“板仓冲有撮箕印”，说的就是她门口那一片磨亮的青石板。听到新四军胜利，她拍手；听到八路军收复太原，她点香；直到1949年湘江两岸打起礼花，她才真正相信：烽火快熄了。 1950年的寿宴，毛岸英带回一张比巴掌大不了多少的黑白照片：延安窑洞前，毛主席、贺龙、周总理并肩站立。向振熙把照片贴在灶台上方，每天煮饭都能看见女婿的笑容。可没过多久，朝鲜战场传来牺牲噩耗。亲友瞒着她，说岸英在保密工程。她虽然心里隐隐不安，却选择半信半疑：只要主席没来信，就还有盼头。 直到1962年11月15日。中南海门口，秘书递上一张讣告。毛主席读罢，良久，放下批示：“寄五百元，以为悼仪，并嘱同夫人同穴。”五百元，在当时是部长级月薪。批示写得斩钉截铁，没有多余修辞，却透出一种不愿再失去的执拗。“向妈妈走了。”主席拿过毛笔，又停住，红了眼眶。
有人疑惑：区区一笔悼仪为何重要？其实在毛主席心里，比金钱更重的是承诺。他曾说要让老人见到孩子，如今老人走了，孩子仍常年在外，债未偿，情已断。于是他提出合葬，让师母、有如母亲般的老人陪伴妻子，让这条被革命撕裂的亲情链条，最终在长沙板仓的红土里重新连在一起。 次年清明，墓地落成。毛岸青站在松柏间，低声告诉母亲和外婆：“爸爸很好，工作很忙。”山风吹过，他抬头望了一眼漫天云影，像小时候望灶台照片那样，眼里泛着潮意，却一句话没再说。
向振熙走后的余波，并非完全平静。儿子杨开智觉得自己年近花甲，想借亲缘进京任职。毛主席只回了一句话：“各尽本分。”随后让王首道转告湖南省委，凡用人，不以亲旧为请。后来有人说主席“公私分明”，其实熟悉他的人都明白：他把公摆在桌面，把私锁在抽屉里，抽屉钥匙只有极少数人能拿到，向振熙算一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