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开封市委书记戴季英，自恃功高，向毛主席要官做，希望担任省委书记，毛主席气道：“开除党籍，永不启用！” 当官，尤其是当大官，那可是多少人削尖了脑袋都想挤进去的独木桥。但在咱们党的历史上，有那么一位猛人，革命战争年代功劳不小，建国后却因为一封要官的信，直接被毛主席“拉黑”了，这人就是戴季英。 一个老革命，怎么就犯了这么个“低级错误”？这背后可不只是脾气、性格那么简单，藏着的是一个共产党员对权力、对组织最根本的态度问题。 戴季英，红四方面军的老人，参加过长征，在鄂豫皖苏区也是响当当的人物。抗战时期，他和王树声一起，在河南拉起了一支抗日队伍。解放战争时期，他也是河南的区党委书记。可以说，为了新中国的诞生，他确实是流过血、出过力的，资历老、功劳大，这是事实。 1949年，新中国成立了，戴季英当时担任河南省委常委、开封市委书记。开封啊，那可是当时的省会，市委书记这个位子，分量不轻。但戴季英心里不平衡，他觉得自己南征北战这么多年，论资排辈，怎么也得是个更重要的角色吧？他瞅着省委书记的位子，心里就活泛开了。 于是，在1952年2月，他干了一件震惊中央的大事：直接给毛主席和党中央写了封信。信里头，他细数了自己的革命功绩，然后直截了当地提出要求——希望担任河南省委书记。 这封信，说白了就是“向党伸手要官”。它像一颗炸雷，在中央领导层中炸开了。 毛主席看到信后，是什么反应？一个字：怒！他当即批示：“共产党不需要居功自傲的人，此人无资格做省委书记，立即开除党籍，永不启用！” 这十六个字，字字千钧，直接宣判了戴季英政治生命的“死刑”。很多人可能觉得，不就是想进步嘛，至于发这么大火吗？ 毛主席为什么这么生气？1952年，新中国刚刚站稳脚跟，百废待兴。毛主席那年秋天还亲自去了开封视察，最关心的是什么？是黄河泛滥的历史，是怎么把黄河的事情办好，是怎么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他看到兰考农民家里有了白馒头，看到群众脸上有了笑容，他才高兴。 他心里装的是国家和人民，需要的是能踏踏实实为人民办事的干部。可就在这个时候，他一手提拔起来的高级干部，不想着怎么建设新中国，却在琢磨自己的官位大小，把革命功劳当成了索取名利的“本钱”，这在毛主席看来，是绝对不能容忍的。 这是一种典型的“功臣自居”的情绪。毛主席早就预见到了，建国前夕就在七届二中全会上警告全党，要警惕“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戴季英，恰恰撞在了这个枪口上。 他的行为，破坏了党的组织原则。干部的任用，是组织根据工作需要和干部德才表现来决定的，不是个人可以讨价还价的“交易”。今天能要省委书记，那明天是不是就能要中央委员？长此以往，党内还有什么规矩可言？这跟封建社会论功行赏、加官进爵有什么区别？ 所以，戴季英被严惩，一点都不冤。他“要官”要掉的，不仅仅是一个职位，更是作为一个共产党员的初心和党性。 戴季英的故事，像一面反光镜，照出了共产党人应有的样子。咱们党内，从来不缺高风亮节的楷模。尤其是在如何对待个人“进、退、留、转”这个问题上，高下立判。 说到“进”，咱得提提“三让将军”许光达。1955年授衔，中央决定授予他大将军衔。许光达知道后，坐立不安，几次三番给毛主席写信，请求降衔。他说自己的贡献不够，受之有愧。毛主席看了他的信，感慨万千，称赞这是“共产党人自身的明镜”！一个拼命要官，一个拼命让衔，境界高低，不言而喻。 说到“退”，邓小平同志的“三起三落”就是最好的教科书。每次被打倒，都是常人难以想象的低谷。尤其是在江西新建县拖拉机厂劳动那几年，他没有一句怨言，每天在小院里踱步思考，硬是把那段艰难岁月，变成了思考中国未来的沉淀期。没有那份“退”的从容和坚韧，哪有后来改革开放的力挽狂澜？ 说到“留”和“转”，更是考验一个干部的责任心。戴季英不愿“留”在开封市委书记的岗位上，总觉得屈才。但咱们有多少好干部，在平凡的岗位上一干就是一辈子，任劳任怨。还有像陈云同志，中央让他从驾轻就熟的组织部长岗位，“转”到当时极为棘手的西北财经办去搞经济，他二话不说，临危受命，硬是把陕甘宁边区的经济盘活了。 这些老一辈革命家，他们心里想的，从来都不是个人的位子，而是组织需要我去哪里，那里的工作怎么干好。这才是共产党人对待事业该有的态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