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级战斗英雄张大权，在老山战役中，他冲锋陷阵，三次进攻50号高地，即便身负重伤，仍浴血奋战，直至壮烈牺牲。 1984年4月，118团5连的战士们蹲在猫耳洞里，听副连长张大权讲攻击方案。 这个三十出头的汉子，手里捏着张皱巴巴的地图，指尖在50号高地的位置戳了又戳，布置接下来的进攻方案。 4月28日天还没亮，冲锋号就撕破了寂静，张大权提着轻机枪，第一个跳出掩体，突击队像股黑浪，顺着山坡往上冲。 起初一切都顺，22号、21号高地很快拿下来，尖刀班都摸到主峰山脚下了，可就在准备冲最后一段时，意外来了。 地图上看着是个整山头，实际上却分南北两座，中间那片凹地跟个口袋似的，先头班刚踏进凹地，北边山头的机枪就跟疯了似的扫过来，子弹打在石头上迸出火星子。 更糟的是，南边山头上，刚才被打退的越军从坑道里钻出来，轻重火器一起响，走在最前面的7个战士没来得及反应，就倒在血泊里。 张大权吼着，把机枪往地上一架，对着北边山头猛扫，他后背被弹片划开道口子，血顺着军装往下流，可他顾不上。 眼看着战士们被压在凹地里抬不起头，他硬是带着二排冲上山头，用手榴弹炸掉越军的火力点。 等把最后一个伤员拖回来，他才发现自己左手腕被打穿了，伤口周围的皮肉都焦了。 第一次冲锋下来，连队折损了近一半人，战士们蹲在弹坑里，有的哭，有的骂，还有的抱着枪发呆。 张大权找了块干净石头坐下，撕开急救包缠手腕，血把纱布浸透了，他就再裹一层。 他把剩下的人重新编了组，把火箭筒、重机枪都集中起来，“等会儿炮兵掩护，咱们从侧面绕过去，端了他们的老窝。” 第二次冲锋，张大权把机枪背带挂在脖子上，用右臂夹着枪往前冲，子弹嗖嗖地从耳边过，他就跟没听见似的。 战士们被他感染着，一个个跟猛虎似的往上扑，火箭筒轰开越军的地堡，手榴弹在战壕里炸开，眼看着就要冲上北边山头，天空突然传来“呜呜”的声音——越军的炮弹来了。 炮弹像下饺子似的砸下来，整个山头都在晃，张大权正指挥战士们挖掩体，一块弹片“嗖”地飞来，削开了他的小腹。 他低头一看，肠子顺着伤口往外涌，吓得旁边的通讯员脸都白了，他却咬着牙，用手把肠子塞回去，扯过三角巾死死缠在腰上。 可越军炮弹一轮接一轮，战士们刚冲上去，又被压了回来，更气人的是，阵地上的越军爬出来，把牺牲战士的遗体往山下扔，还用汉语喊：“中国佬，有本事来啊！” 听到这话，战士们红了眼，攥着枪就要往上冲，张大权一把拉住他们。 第三次冲锋前，张大权清点人数，只剩下23个能打的了，他拄着枪站起来，小腹的伤口疼得他直咧嘴，可眼神里全是火。 “咱们5连从建军起，就没出过草包。”他扫了眼战士们，“今天，咱们就跟越南人较较劲。活着，就站在这山头上；死了，也得躺在这山头上，看谁是草包！” 没人说话，23双眼睛里全是跟他一样的狠劲。 冲锋号再次响起时，张大权冲在最前面，机枪打光了子弹，他就抡起枪托砸；手榴弹扔完了，他就抱住个越军滚进战壕。 战士们跟着他，踩着尸体往上冲，等最后一面军旗插上主峰时，大家才发现，张大权半跪在战壕里。 他的右手还扣着扳机，左手腕的伤口早就黑了，腰上的三角巾被血泡得透湿，肠子从破口处渗出来，在石头上结成了暗红的痂。 后来清理遗物，战士们在他口袋里摸出张纸条，上面记着欠账：给战士们买罐头，加起来整整700元。 有人这才想起，每次发工资，张大权总往炊事班跑，让给战士们加个菜，自己却总啃压缩饼干。 战士们想凑钱把账还了，可他老娘范华敏来了以后，说啥也不肯，老太太从抚恤金里抽出700元，一张张数清楚，说什么也不肯欠下别人的钱。 张大权已经半年没给家里写信了，部队搞战备，书信电报全停了，范华敏天天让大儿子去大队部看看，有没有信来。 直到他牺牲后第三天，大儿子在报纸上看到“一级战斗英雄张大权”的名字，腿一软就坐在了地上，等把老娘从菜地里叫回来，老太太刚看清报纸上的照片，当场就昏倒了。 这些年，总有人问，和平年代还需要英雄吗？你看汶川地震时，那些背着老百姓往安全地带跑的兵； 新冠疫情时，穿着防护服连续工作几十个小时的医生；洪水来了，跳进水里搭人墙的消防员…… 他们都是张大权那样的人！没人生来就是英雄，可当国家需要的时候，总有人会站出来，把害怕藏起来，把责任扛起来。 现在去麻栗坡烈士陵园，英雄台那块墓碑前总有人献花，有老兵带着酒来，边喝边跟老连长“聊天”；有年轻人举着国旗，对着墓碑敬个不标准的礼。 老山的风还在吹，吹过那些弹痕累累的石头，吹过那面永远矗立的军旗。 那面旗上的弹孔，像一双双眼睛，看着山脚下的村庄升起炊烟，看着边境线上的孩子们背着书包上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