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黑龙江省绥化市原市委书记马德以受贿罪被判死缓，时至今日已经过去了二十年，而在这期间马德共获减刑三次，不出意外的话他将于2027年出狱。
新中国成立以来，黑龙江省绥化市曾发生过一起震惊全国的“卖官”案件，主角是该市的原市委书记马德。马德在担任市委书记期间，利用职务之便，大肆进行权力交易，贪污腐化，几乎将绥化市的政坛打造成了一个庞大的“官市”。在他任职的十年间，马德共收受了17人贿赂，总金额达603万元。此外，马德还手写了一份情人名单，透露出曾与三位姐妹有不正当关系。这一系列行为彰显了马德的腐败本质。 马德曾自述，自己原本是一个有志青年，认为自己的能力不比别人差，文凭更是高于他人，但为何升职的速度却不如别人。他解释说自己之所以“受贿”是为了“送”人，并且他将卖官和卖工程作为赚取收入的途径，使得每天的收入都能达到上万元。马德的“官气、霸气、匪气”令人深感震惊，而对于他的行为，许多人敢怒不敢言。甚至有部分人认为，马德的腐败行为与他个人的背景和成长环境密切相关。 他的家庭出身并不显赫，反而比较贫困。年幼时，他的父亲因工作原因长期在外，家庭经济十分拮据。马德的哥哥从小就早早下地干活，而姐姐也很早就嫁人。尽管家境贫寒，马德从小就有着强烈的求知欲，读书成了他唯一能改善自己命运的途径。从上小学到高中，他每天放学后都会去村里捡破烂，用卖废品的钱来补贴学杂费。 在中学时期，马德正值特殊时期。一次，他与几名同班同学计划去北京串联，并在举着红旗、唱着红歌的氛围中，怀揣着对未来的憧憬从哈尔滨出发，乘火车来到了北京，接受了毛主席的检阅。这一举动为他日后的从政生涯提供了有力的支持，也在很大程度上为他积累了政治资本。
从2005年到2025年，二十年的时光悄然流逝。在这二十年间，中国的反腐力度不断加大，许多贪腐案件都受到了严肃处理。2005年，马德因受贿罪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这一判决在当时引起了广泛关注，不仅是因为其作为地级市＂一把手＂的特殊身份，更因为这代表着我国司法机关对待贪腐犯罪＂零容忍＂的鲜明态度。 从1995年到2005年这十年间，我国查处的省部级以上干部就有近百人，其中相当一部分都被判处了死缓。马德案件的判决，正是这一时期反腐形势的缩影。然而，随着时间推移，马德的案件又展现出了中国司法制度另一面——惩教与改造相结合的人性化特点。经过二十年的服刑期间，马德先后获得了三次减刑的机会。按照目前的执行情况来看，如果一切顺利，他将在2027年重获自由。 作为一起具有代表性的职务犯罪案件，马德案在当时的影响力超出了地方范围。2005年至2006年期间，全国各大媒体对此案进行了持续报道，许多法学专家也参与其中进行分析和讨论。这一案件的处理过程，某种程度上也反映了我国在新世纪初期对待职务犯罪的政策取向：既要坚决打击腐败，又要给予改过自新的机会。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2003年到2008年这段时期，我国的反腐工作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据统计，仅在2005年一年，全国检察机关就立案侦查贪污贿赂案件近4万件。
四年的时间，对于很多人来说也许只是瞬息而过，但对于马德来说，这段时间显得尤为漫长，尤其是在他看到那些他认为不如自己的人通过关系和“送礼”获得了晋升，自己却依然停留在一个地级市的副市长岗位上时，他感到心情不平衡，觉得自己再怎么努力，若没有“送”出去，始终无法得到晋升。2002年8月，马德在双规期间曾深刻剖析自己堕落的原因。 1996年，马德担任绥化行署专员时，由于未能向韩桂芝“投诚”，因此韩桂芝对他极为不满，甚至在省委常委会上多次公开指责马德的政治可靠性，并暗示他有行贿受贿的嫌疑。面对这一局面，马德深感无奈并内心忐忑，迫切希望能够改变韩桂芝对自己的看法。 机会最终来临。1998年夏天，韩桂芝在松花江流域视察时不慎摔伤，导致手骨骨折。为了得到更好的治疗，韩桂芝被送往上海某医院。马德得知这一消息后，带着妻子携带80万元人民币飞往上海看望。自此，韩桂芝对马德的态度发生了转变，不再公开批评他，马德也如愿以偿地晋升为绥化地委书记。 马德在1996年底至1999年底期间担任绥化行署专员时，并未涉足“卖官”这一行为。并不是他没有这个想法，而是因为当时并不具备条件。绥化市政协的一位领导透露，马德与其前任市委书记赵洪彦和后任市长王慎义的关系一直较为紧张，彼此难以合作。回忆起那段时间，马德在绥化担任行署专员时，干部人事大权一直掌握在地委书记赵洪彦手中，作为市委的二把手，马德在干部任免上几乎没有发言权。 于是，他将目光转向了自己能够掌控的领域——工程项目。此后，马德与多位开发商和包工头建立了密切关系，甚至有了一个“干儿子”，绥化正达建筑安装公司经理申百臣。这一关系，使得马德开始掌控市内的重要建设项目，其中包括了绥化市广播电视大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