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艺术家严凤英有幸做客西花厅，在宴会开始前，她意外得知周总理当月的工资已用完，邓颖超随即叮嘱道：可不要对外人讲哟！ 麻烦看官老爷们右上角点击一下“关注”，既方便您进行讨论和分享，又能给您带来不一样的参与感，感谢您的支持！ 1963年的一个午后，黄梅戏名家“严凤英”受邀来到西花厅，谁知宴席还未开始，她就无意间撞见一幕。 在厨房里，周总理的夫人“邓颖超”正轻声嘱咐工作人员，说周总理当月的工资已经告罄，她末了还特意压低声音补上一句：“可不要对外人讲哟！” 严凤英一股说不清是心疼还是震撼的情绪涌上来，她没忍住，转身对周总理脱口而出：“总理，您这样太苦了自己，”话一出口，她就有些后悔，担心这个举动过于冒失。 可周总理却只是笑了笑，从容地放下手中的茶杯，平静地说：“国家还在困难时期，我这个总理要是过得太舒服，心里反而不踏实。” 这份坦然，比贫穷本身更具冲击力，一个管理着六亿人口的大国总理，竟会为家庭开支而捉襟见肘，这背后并非什么秘密，而是一种清醒的选择。 其实，西花厅的日子过得也是出了名的朴素，寻常饭桌上，总理夫妇不过两菜一汤，即便来了客人，最多也就添两个菜，再加点咸菜，绝无铺张。 周总理那件半旧的中山装穿了多年，办公室里的衬衫补了又补，严凤英也注意到，总理用的那个茶杯，杯口已经磕掉了瓷，他却还在用。 她忍不住提议该换个新的，邓颖超立刻接过话：“这个还能用，换了多可惜，”周总理则笑着补充：“现在国家外汇紧张，能省一点是一点。” 这种节俭并非故作姿态，而是发自内心的习惯，在国家最困难的时期，周总理带头降了自己的伙食标准，退掉了特殊供应，甚至要求把西花厅的窗帘换成更便宜的普通布料。 身边的工作人员都记得，有次周总理深夜加班，胃病又犯了，却怎么也不肯吃为他准备的“特供”点心，只让厨房煮了一碗普通的面条。 对公与私的界限，周总理更是守得极为苛刻，即便外出考察，他也坚持自己掏钱付饭费，一张张收据都妥善保管，国家按规定给他配的特别经费，他一分不动，悉数退还国库。 就连招待外宾有时需要用到一些好茶叶，他也是自掏腰包去买，这些无声的单据，比任何语言都更有力地诉说着他的清廉。 那么，总理的工资到底去哪儿了，1963年，周总理月薪404元，邓颖超342.7元，这在当时是不低的收入。 可是很少有人知道，他的工资是从1955年月薪六百多元的级别上，由他自己主动要求一再下调的结果，即便如此，这笔钱也从不在他手里停留太久。 钱的大部分，都用来周济他人了，无论是身边有困难的工作人员、烈士子女的学费，还是老家亲戚朋友的求助，他总是慷慨解囊。 有统计显示，从1958年到1976年，周总理夫妇工资总收入约16万余元，而仅用在周济亲友和补助工作人员这两项上的开销，就高达4万多元，占了总收入的近四分之一。 这其中，有个故事尤其让人动容，曾为周总理开车的司机“钟步云”，在“克什米尔公主号”空难中牺牲。 此后多年，周总理夫妇一直挂念着他的家人，钟步云的女儿结婚时，邓颖超特意送去三百元作为贺礼。 作为烈士家属，钟家完全可以按规定向国家申请补助，但在总理夫妇看来，自己伸手帮一把，就能为国家省下一笔开销，有权不为己谋私，心里装的始终是国家。 直到1976年1月8日周总理逝世，当人们清理他的遗物时才发现，这位为革命操劳一生的总理，个人银行账户里仅剩下5709.8元的积蓄。 根据他最后的嘱托，这笔钱作为他最后一次党费，全部上交国家。 周总理夫妇的言传身教，也影响了身边许多人，严凤英把邓颖超那句“不要对外人讲”的叮嘱，在心里藏了半辈子。 后来，她时常对后辈说起在西花厅的见闻，并感慨道：“我见过最富有的清贫，也见过最平凡的伟大，”这句话，也成了对周总理精神的绝佳注解。 六十年过去，物质的匮乏早已不是这个国家的主题，西花厅的海棠花依旧年年盛开，那个掉瓷的茶杯也成了国家博物馆里的珍藏。 但在今天这个物质极大丰富的时代，当我们面对利益的诱惑与公私的选择时，那种根植于信仰的清白与自持，是否也同样丰裕了？ 这或许是那个工资花光了的总理，留给后世最深刻的拷问。 【信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周恩来邓颖超：把勤俭当作传家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