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毛主席突然问道溥仪的工资，当他听到只有180元，顿时脸色大变直言：薪水太少，人家是皇帝嘛！ 溥仪，这名字在中国人脑子里，是和龙椅、宫墙、满清那段故事捆在一起的。 从三岁登基，到做日本人的傀儡，再到战后成了战犯，被关进抚顺战犯管理所，一辈子兜兜转转，跟命运过不去，也跟自己过不去。 他自己说得明白，“一步错，步步错。” 可也正因为如此，毛主席始终没把他当死敌，他觉得这个人是那个时代造出来的，不该把全部责任都压在他身上。 真要说罪，他在伪满洲国那段确实有。 但在那之前，在那个“皇帝不当由不得自己”的年代，他其实就是个被制度推着往前走的小人物。 哪怕坐在金銮殿上，也没有几分主意。 毛主席从来不拿“历史罪人”这四个字随便贴人，他更关心的，是一个人后来怎么改，能不能活明白。 1950年，他出访苏联的时候，还特意和斯大林谈了，要把包括溥仪在内的日伪战犯带回来改造。当时不少人心里犯嘀咕：真能改？毛主席说：“让他们回到人民中来，才是真正的解决办法。” 于是，溥仪回国了，被关进抚顺，不是进牢房，而是进了“再教育所”。 那段时间，他种菜、扫地、学马列，还写了几千份思想汇报。 最初没人信他真有悔意，他也确实是做样子多。但日子一长，连看守都说，这人是真变了。 原先的“陛下”，开始自己端饭碗、擦玻璃，还能主动承认错误，回忆起当年被日本人摆布时，脸都红了。 1959年，正逢建国十周年，毛主席提议特赦一批人。 有人提到溥仪，他点头，说：“要赦，就先赦皇帝。共产党就得有这个气魄。”不是为了作秀，是要告诉天下：这个新中国不靠杀旧人来立威，而是靠教人、帮人、感化人，来赢得人心。 于是，溥仪成了第一批被赦免的“战犯”之一。 他离开抚顺后，被安排去了北京植物园当园艺工，后来还进了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成了一名资料专员。 换句话说，从皇帝到战犯，再到普通公民，他一步一步地，从“旧人”变成了“新人”。 可即便是这样，他过得并不“体面”，工资180元，在当时属于基层职工的标准。 吃饭、穿衣都要算着过，日子紧巴巴。也没人对他特别照顾，街坊邻居知道他过去的身份，但更多的是看个稀奇，并没谁真把他当回事。 毛主席是把这些都看在眼里的。 尤其是1961年那次接见，让他对这个“末代皇帝”的处境有了更直接的感受。 那次会面安排得很低调，没有大场面，选在了颐年堂。 溥仪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中山装，脚上是一双老旧的布鞋。他进门时眼圈都红了，说了句：“主席，我犯了死罪，今天能见您，是我一生的荣幸。” 毛主席没接这话，只是笑笑，说：“我们不谈那些。你现在生活得还好？工作习惯吗？” 溥仪没想到他会这么问，一时间竟说不出话来。 那顿饭，两个人坐着吃，桌上几碟小菜，一道煨肉是唯一像样的荤菜。毛主席吃得也简单，甚至对溥仪说：“我有段时间没吃肉了，今天算是破例。” 这话不是客套，是实情。 那几年国家刚经历了自然灾害，百姓生活都紧。毛主席自己也勒着裤腰带过日子，不吃肉，不是为了表演节俭，是他真的把老百姓的苦挂在心上。 他说得最打动人那句就是：“人民都难过，我怎么好意思吃得太好。” 吃到一半，他还关心起溥仪的婚姻来：“你和文绣分开后，还有她的消息吗？”接着又劝他再找一个合适的人，说这年龄了，该成个家了，有个伴照应着。 这是毛主席的方式。 他不端着，也不居高临下，总是用最家常的语气，把最复杂的事说透，说暖。 饭后，溥仪跟他说自己打算把这些年的经历写成书。 毛主席点头：“写得好，要真实、要实在。”后来那本《我的前半生》，就是这之后开始动笔的。 他不单是写自己，也是把旧中国一大段曲折给捋顺了。 再说回1964年那次座谈，毛主席一听说溥仪每月才180元工资，立马说：“这不行啊，太少了。”当即决定从自己的稿费里拿出两笔2000元，一份给溥仪，一份给载涛——溥仪的叔叔，也是清末的大臣。 当时载涛的住房条件也差得很，一到下雨天屋里就漏，冷得像冰窖。 毛主席一边摇头一边说：“他当过军机大臣，这么住太说不过去了。” 事情办得很快，章士钊作为中间人，把钱送到了。 溥仪一开始不肯收，他说：“我写的书刚出版，不久就有稿费到账，我过得不算差，让主席的钱去帮更需要的人吧。” 章士钊劝了半天，说：“这不是随便送钱，这是主席的心意，你要是不收，我回去也交不了差。”溥仪这才勉强接过来，但当晚就写了一首诗，前两句是：“欣逢春雨获新生，倾海难尽党重恩。”那是他发自内心的感激。 他知道，自己这一生能活到现在，靠的不是运气，而是国家给的第二次机会。 也就是从那年起，他的工资涨到了200元，涨得不多，但那份工资，背后有了别样的分量。 他不再是被象征性安置的“特殊分子”，而是真正有工作、有收入、有自尊的普通人了。 整个过程，其实都不复杂。 但细节处见真情，一个改过自新的旧人，被国家接住，被人重新接纳，活成了一个有用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