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戴笠密电胡宗南，称自己将派遣一个潜伏小组，携带小型电台混入陕甘宁边区，需要他的掩护和帮助。可结果特务小组刚到边区就被延安捕获。 1940年初，抗日战争正处胶着阶段，国共合作表面维持，暗地里却波涛汹涌。戴笠作为国民党军统局负责人，掌控着遍布全国的特务网络，专门针对共产党进行情报搜集和破坏活动。他看准陕甘宁边区是中共的核心地带，决定派遣一支精干的特务小组，携带小型电台，化装潜入延安，长期潜伏，窃取情报，伺机破坏。这支小组由吴正伦带队，三人伪装成商贩，携带隐蔽电台，计划通过胡宗南控制的封锁线进入边区。戴笠对这次行动信心满满，亲自起草密电，交给机要员加密后发送给胡宗南，要求提供掩护和接应。这封电报被列为最高机密，军统内部只有少数高层知晓。然而，电报发出不久，延安的保安处已收到准确情报，迅速部署行动。特务小组刚越过封锁线，便被边区战士迅速围捕，电台和器材被悉数缴获，行动无疾而终。 这场失败让戴笠震怒，他无法接受如此高等级的情报被泄露。军统电讯总台是情报中枢，负责全国电台的密码管理和通讯联络，理论上滴水不漏。戴笠怀疑内部有中共卧底，立即下令彻查。他先是对重庆的中共地下联络点展开突袭，但一无所获。随后，他将矛头转向电讯总台，命令对所有工作人员进行排查，重点清查背景可疑人员。张蔚林因操作失误烧坏收发报机真空管，被同事举报，遭稽查处关押。他在慌乱中逃往中共南方局联络点，暴露了行踪。军统特务趁机搜查他的住所，查获了记录军统电台配置和密码的笔记，以及一份七人小组名单。这份名单暴露了潜伏在军统电讯总台的中共地下党成员，包括张蔚林、赵力耕、杨洸、陈国柱、王席珍、冯传庆，以及领导他们的张露萍。 张露萍，1921年出生于四川崇庆县，原名余家英，化名黎琳，家境清贫，父亲靠教书维生。她8岁进入县城小学，成绩优异，深受喜爱。1937年在成都读书时，接触到中共川西特委委员车耀先，加入“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走上街头宣传抗日。卢沟桥事变后，她写下慷慨诗句，表达为民族献身的决心。同年，她辗转西安，短暂协助八路军办事处工作后赴延安，进入陕北公学和抗日军政大学学习。1938年加入中共，后在中央军委通讯学校学习无线电技术，又进入中央组织部干部训练班深造。1939年，她奉命返回重庆，利用亲戚关系做川军统战工作，随后接受更艰巨的任务——打入军统电讯总台。她化名张蔚林的妹妹，以电台报务员身份进入遗爱祠电讯总台，担任中共特别支部书记，领导六名地下党员，组成“牛角沱七人小组”。这支小组深入军统核心，截获大量机密情报，送往南方局或延安，对中共的抗日斗争和情报工作提供了重要支持。 张露萍和小组成员分工明确，轮班值守电台，破译电文，记录军统电台呼号、波长和行动计划。他们在牛角沱简陋住所内，利用深夜整理情报，避开特务耳目，将信息送出。戴笠的密电正是被张露萍小组截获并破译，及时送往南方局，促成延安的快速反应。然而，张蔚林被捕后，军统顺藤摸瓜，查获关键证据。赵力耕、杨洸、陈国柱、王席珍相继被捕。张露萍当时在成都探望病母，接到电报后赶回重庆，步入军统埋伏，在汽车站被捕。冯传庆试图向南方局报告，也在途中被抓。这起事件被称为“军统电台案”，震动国民党高层。蒋介石召见戴笠，怒斥其无能，指出中共已渗透军统核心。戴笠亲自提审张露萍，动用各种手段，包括刑讯逼供，但张露萍始终未透露任何中共机密。军统随后设计假释她，派人跟踪，试图挖出更多线索。张露萍在重庆街头行走，路过南方局据点和八路军办事处时未做任何联络，与同志擦肩而过也毫无交流，彻底迷惑了跟踪者。军统多次跟踪无果，戴笠一筹莫展，最终呈报蒋介石，建议处死七人。蒋介石批示“同意死刑，暂缓执行”，七人被押往白公馆监狱。 在白公馆，七人被关入阴冷牢房，张露萍以编号253的身份，继续发挥核心作用。她组织同志传递信息，维持斗志。1941年，他们被转押至贵州息烽集中营。在集中营内，张露萍领导狱中斗争，组织难友对抗看守，传递情报。1945年7月14日，抗战胜利前夕，戴笠秘密下令处死七人。在息烽快活岭刑场，七人高唱《国际歌》，高呼口号，慷慨就义。张露萍牺牲时仅24岁。由于身份隐秘和国民党封锁，七人长期被误认为是军统特务。1981年，四川省委组织部历经调查，查阅敌伪档案，访问上百人，证实七人均为中共优秀党员。1983年，他们被追认为革命烈士，次年忠骨迁葬快活岭陵墓。《红岩》中“疯老头”华子良的原型韩子栋为张露萍墓题写碑文，铭记其英勇事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