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37岁梁从诫被下放江西劳动，妻子周如枚立刻提离婚，还给儿子改名换姓，不久后改嫁，12年后，人们看到周如枚的下场，纷纷感慨：凉薄之人，终究没有好下场！ 1969年，对梁从诫来说，天塌了。作为梁启超的孙子、梁思成和林徽因的独子，他头顶的光环有多耀眼，摔下来的时候就有多疼。一纸下放通知，把他从北京的大学历史系教师，变成了江西农村一个前途未卜的“劳动者”。 那年他37岁，正是人生半坡。而他的妻子周如枚，也正当盛年。周如枚是谁？她可不是普通人家的姑娘。她的父亲是鼎鼎大名的物理学家、时任北大副校长的周培源。一个建筑学泰斗的儿子，一个物理学巨擘的女儿，这门婚事，在当年是真正的珠联璧合，天作之合。 可时代的浪潮打过来，再牢固的船也可能散架。梁从诫要走，周如枚没有哭哭啼啼地表示要等他回来，反而做了一个让所有人大跌眼镜的决定：离婚。 她不光要离，还离得特别“绝”。她冷静地提出，儿子梁鉴归她，并且要改姓，跟她姓周。这事儿一出，亲戚朋友都炸了锅。连梁思成都忍不住叹气，说周家这姑娘，这次做得太狠了。 梁从诫没说什么，他只是默默签了字。他能说什么呢？他自己都不知道未来在哪儿，是死是活，是三年五年还是遥遥无期。拉着妻儿一起跳进泥潭里，那是一个男人该做的事吗？他无力反驳，也给不出任何承诺。他或许懂了她的选择，或许只是在那一刻，心如死灰。 就这样，曾经的书香门第，一拍两散。梁从诫去了江西，在田间地头消耗着自己的学者生命。而周如枚，顶着满世界的流言蜚语，带着改名为“周志兵”的儿子，转身嫁给了一位姓谢的麻醉科医生。 消息传到江西，梁从诫是什么心情，我们不得而知。他给北京写过信，给儿子，也给那个曾经的爱人，但石沉大海，一封回信都没有。他能做的，只有把所有的思念和痛苦，和着汗水一起咽下去，在异乡的土地上苦熬。 而在北京的周如枚，日子就好过了吗？ 表面上看，她似乎很快就“上了岸”。新任丈夫是社会地位很高的医生，能给她们母子提供一个安稳的庇护所。她也为谢医生生了一个女儿，组建了新的家庭。在外人看来，她成功地与过去“划清了界限”，保全了自己。 但其中的煎熬，只有她自己知道。她为什么要这么做？许多年后，谜底才揭开。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一个“有问题”的家庭背景，对一个孩子的成长意味着什么，是毁灭性的。她害怕儿子因为父亲的“问题”，一辈子都抬不起头，被剥夺上学、工作的权利。她赌上自己的名声，用一种近乎惨烈的方式，为儿子的未来斩断了所有可能的“牵连”。 她嫁给谢医生，或许有寻求庇护的成分，但更深层的，可能是为了给儿子一个“清白”的家庭环境。她选择自己背负“薄情寡义”的骂名，也要为儿子换一个看似光明的未来。 这九年，梁从诫在江西的田埂上遥望北京，周如枚在北京的深宅里，内心何尝不是一片苦海？她看似靠了岸，实际上却把自己放逐到了另一片孤岛上。 1978年，风向变了。梁从诫平反，回到了阔别九年的北京。 物是人非。家早已不是家，儿子见到他，眼神里满是陌生和疏离。他后来才知道，前妻已经再婚，并且身患重病。 又过了几年，到了1982年，周如枚的生命走到了尽头。癌症晚期的她，已经瘦得脱了相。在病床前，她终于托人找到了梁从诫，说出了那个埋藏了十多年的秘密。 病房里的重逢，没有想象中的戏剧性。没有指责，没有哭诉。周如枚只是断断续续地，平静地解释了当年的决定。她说，她以为他这辈子都回不来了，她不能让儿子也跟着毁了。她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孩子。 听完这一切，梁从诫能说什么呢？他只是长长地叹了一口气，说了一句：“都过去了。” 是啊，都过去了。九年的隔绝，两个家庭的变迁，一代人的伤痛，岂是一句“为了孩子”就能完全解释清楚，又岂是一句“都过去了”就能彻底抚平的？真相来得太晚了，晚到只能用来解释遗憾，却无法改变悲剧。 儿子梁鉴，也就是当年的“周志兵”，在母亲的病床前失声痛哭。那一刻，他才真正理解了父母之间那种被时代洪流撕碎的、沉默的爱与牺牲。 周如枚去世后不久，梁鉴就把自己的名字改了回来。后来，他的女儿，也就是梁从诫的孙女，取名“梁周洋”，把爷爷和外公两家的姓氏都放在了一起，仿佛在用这种方式，弥合那段历史留下的裂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