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6月,军委副主席刘华清在河南视察工作期间,突然向河南省委打听起了戴季英的下落,在得知他就在郑州生活后,刘华清立马动身前去看望了戴季英,事后众人才明白,原来戴季英不但是刘华清的老领导,更是他的救命恩人。 这事儿,得从1934年的长征说起。 那时候,红二十五军作为长征的先锋部队之一,在军长程子华、政委吴焕先的带领下,从鄂豫皖苏区突围西征,创建了鄂豫陕根据地。当时,年仅18岁的刘华清,是军政治部的一名科长,而他的顶头上司,红二十五军政治部主任,正是戴季英。 [image-中央军委副主席 刘华清] 红二十五军的长征路,走得异常艰苦。部队平均年龄不到20岁,被大家称作“童子军”。他们不仅要面对敌人的围追堵截,还要跟恶劣的自然环境和无情的病魔作斗争。长征途中,最可怕的,往往不是枪林弹雨,而是伤病。 在转战到陕西南部时,部队里爆发了可怕的伤寒,也就是当时俗称的“ Typhoid Fever ”。这种病在缺医少药的红军队伍里,几乎等同于绝症。不幸的是,年轻的刘华清也染上了,高烧不退,昏迷不醒,眼看就不行了。 按照当时极端残酷环境下的惯例,为了不拖累大部队行军,重病员和重伤员,很多时候只能含泪留下,交给当地老乡照顾。这其实是一种无奈的告别,谁都知道,留下来,基本就是九死一生。 就在大家准备把刘华清也安置在老乡家时,作为政治部主任的戴季英站了出来。他看着担架上奄奄一息的刘华清,斩钉截铁地对军领导说:“只要我们还有一个人,就绝不能丢下一个阶级兄弟!” 在那个生死攸关的时刻,戴季英的这句话,重若千钧。他下令,成立专门的担架队,轮流抬着刘华清等一批重病员继续前进。你想想,在每天都要急行军几十上百里的情况下,多一副担架,就意味着要多消耗巨大的体力,甚至可能拖慢整个部队的行军速度,带来被敌人追上的危险。 但戴季英坚持了下来。他不仅是下了命令,还时常亲自走到担架边,看看病号的情况,给抬担架的战士们鼓劲。正是这份坚持,硬生生把刘华清从鬼门关拉了回来。后来,部队到达安全地带,经过休养,刘华清奇迹般地康复了。 这份救命之恩,刘华清记了一辈子。 天壤之别的两条人生路 历史有时候就是这么奇妙。当年在担架上被抬着走、生死一线的年轻人,后来一路成长,战功赫赫,成为了共和国海军的奠基人之一,最终官至上将,位高权重。而当年那个力排众议、拯救了许多同志生命的政工干部,人生轨迹却走向了另一个方向。 戴季英是红二十五军和鄂豫陕根据地的重要创始人之一,能力和才华都非常出众。但他性格中也有着一些致命的弱点,比如刚愎自用、个人主义。这些性格缺陷,让他在后来的革命生涯中,犯下了严重的错误。 尤其是在红四方面军和红一方面军会师后,他坚定地站在了张国焘一边,执行分裂主义路线。西路军的惨败,他也负有不可推卸的领导责任。这些错误,在党内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 建国后,组织上对戴季英的功过有明确的评价。一方面,承认他早期对革命的重大贡献;另一方面,也严肃批判了他的严重错误。因此,他的职务安排一直不高,远无法和他早期的革命资历相匹配。后来,他担任了河南省常委兼开封市委第一书记,但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他又因为一些问题被撤职,从此彻底淡出了政坛。 到了1996年,当刘华清已经是全国家喻户晓的军队高级领导人时,戴季英,这个曾经叱咤风云的红军将领,早已被历史的尘埃所掩盖,成了一个在郑州过着平凡退休生活的老人。 这巨大的反差,让人唏嘘。但这或许就是历史的真实面貌,它不是非黑即白的童话故事。一个人,可能既有高光时刻,也有不堪回首的过往;可能既有功勋,也有过错。 一次探望,一种情义 咱们再说回1996年的那次探望。 当刘华清走进戴季英那个陈设简朴的家时,两位白发苍苍的老人,四手相握,久久不语。戴季英已经89岁高龄,身体不算太好,但精神矍铄。他看着眼前的刘华清,仿佛看到了60多年前,那个在担架上发着高烧的年轻科长。 刘华清恭敬地喊了一声:“戴主任,我来看您了!” 这一声“戴主任”,让时光倒流。在刘华清心里,无论岁月如何变迁,官位如何悬殊,戴季英永远是那个在长征路上关心、保护过他的老领导。 那天的谈话,没有聊什么国家大事,也没有提后来各自的沉浮起落。他们聊的,都是红二十五军的往事,是那些牺牲在长征路上的战友,是独树镇的恶战,是庾家河的突围……聊到动情处,两位老人都眼泛泪光。 临走时,刘华清紧紧握着戴季英的手,再三叮嘱他保重身体,并交代河南省委的同志,一定要照顾好老首长的生活。
1996年6月,军委副主席刘华清在河南视察工作期间,突然向河南省委打听起了戴季英
司马槑谈过去
2025-07-24 01:43:11
0
阅读: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