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张大千散尽家财，弄到了三张飞机票。这架飞机，是最后一架离开成都的飞机。后来，齐白石和徐悲鸿，都给张大千写劝返信，可是张大千却无动于衷，反而开始了环球旅行…… 1949年12月的成都新津机场，最后一班国民党军用飞机即将起飞。画家张大千攥着三张来之不易的机票，身边站着年轻的妻子徐雯波和三岁幼女张心涪。 机舱拥挤不堪，连国民党高官阎锡山的两箱黄金都险些因超载被拒载。张大千却坚持带上78幅敦煌临摹壁画，最终教育部长杭立武扔下自己的行李腾出空间，条件是将这些画作捐给台北故宫博物院。 舷窗外，张大千抛下的不只故土山河，还有原配曾庆蓉等家眷，以及年仅一岁、尚在襁褓中的幼子张心健。 这次离别成了命运的分水岭。抵达台湾不久，张大千便辗转印度、日本、欧洲，开启全球艺术漂泊。 1956年在法国与毕加索的会面登上西方媒体头条，他用毛笔在餐巾上画下双鱼图，毕加索则回赠一幅牧神，东西方艺术大师的对话轰动一时。 而彼时的大陆，徐悲鸿正受托给张大千写信，转达周总理的邀请：每月三千斤小米的待遇已备好，虚席以待他回国任教。 齐白石也捎去口信，委婉提及国内市场萧条，盼他助力中国画作海外推广。 面对故国的橄榄枝，张大千始终沉默。好友谢稚柳曾剖析其心结：一是他散漫成性，难适应国内紧张氛围； 二是经济考量，他习惯挥金如土的生活，而当时大陆百姓温饱尚艰，艺术品市场几近冻结；三是对政治运动的忧虑——儿子张心健的遭遇加深了这份恐惧。 那个被留在成都的婴儿，先由工匠抚养，后辗转至张大千原配曾正蓉处。因父亲身份，张心健成年后屡遭歧视，工作被拒、恋爱受挫，最终在铁轨上结束生命，遗书仅五字：“愿再无来世”。 艺术成为他唯一的救赎。1953年定居巴西后，他在圣保罗郊外复刻故国山水，建起中式园林“八德园”。 栽松竹、挖荷塘，甚至运来太湖石，但南半球炽烈的阳光灼伤了他的眼睛。视力衰退反催生艺术蜕变：工笔画难以为继，他便将青绿颜料泼向宣纸，敦煌壁画的浓艳色彩与西方抽象表现主义意外交融，开创泼墨泼彩技法。 《长江万里图》里翻滚的云涛，《泼彩红荷》中流淌的朱砂，让西方画廊惊叹“东方之笔”的魔力。 晚年他捐赠毕生心血给台北故宫，却始终未踏足大陆。有人指责他敦煌临摹时破坏壁画，也有人讥讽他抛妻弃子。 四川内江纪念馆牌匾上两个刺目污渍，据说是书法家启功对他品行的无声抗议。历史吊诡处在于，当年他带走的敦煌摹本，因捐赠台北故宫得以保全； 而留在大陆的亲人，却因他的选择坠入深渊。这种矛盾在2017年达到极致：他的《仿王希孟〈千里江山图〉》在香港拍出3.7亿天价，同年国家文物局将其作品列入“一律不准出境”的文物名单——艺术成就获得尊崇，人生选择仍存争议。 2025年，成都推出四条“张大千文旅路线”，故居税牛广成为省级文保单位；纪录片《万里千寻》穿越二十国追踪其海外足迹。 这些尝试剥离政治符号，还原一个复杂本真的张大千：既是为艺术远走的游子，也是割裂家庭的凡人； 既是传统笔墨的守夜人，也是泼彩革命的破壁者。三张机票开启的流亡，终以文化纽带连接起他亲手斩断的河山。 当游客在青城山写生点蘸取石青颜料时，泼洒的或许正是历史未能给出的答案。 参考资料：被誉为“五百年来第一人”的张大千 走过了怎样的艺术历程？ 2025-03-23 21:05·封面新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