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冬天，北京海关收到个神秘包裹，里面装着20克苏联送来的“一号除虫菊”种子，这半两不到的种子被分成四份，由警察叔叔护送，分别送到呼和浩特、大同、西安、潍坊四个农场，这可不是普通的种子，而是能救全国孩子命的“宝贝疙瘩”。 上世纪五十年代，中国孩子最怕的不是作业，而是肚子里的蛔虫，农村孩子喝生水、光脚跑，十个有九个肚子里有虫，这些白花花的虫子能长到二十多厘米，抢营养不说，还让人肚子疼得直打滚。 有老人回忆“那时候孩子瘦得跟竹竿似的，拉出来的蛔虫能绕毛笔杆好几圈。” 当时唯一能治蛔虫的药叫“山道年”，全靠进口，价格贵得离谱，普通家庭根本买不起，很多孩子只能硬扛，苏联这时候送来的蛔蒿种子，简直就是“救命稻草”。 潍坊农场的工人像伺候祖宗似的照顾这些种子：土壤酸碱度调了又调，浇水时间算得比闹钟还准，连防虫网都织了三层，1954年秋天，当金黄色的蛔蒿花在潍坊农场绽放时，整个中国都松了口气——咱们终于能自己种驱虫药了！ 科研人员发现，直接吃蛔蒿提取物苦得能让人怀疑人生，1954年，淄博制药厂的师傅们想出个绝招：把药做成宝塔形状，裹上糖衣，这糖不光造型可爱，味道还甜丝丝的，孩子们抢着吃。 到1958年，潍坊农场种了8640亩蛔蒿，一年能产150吨花叶、3吨种子，不光够全国用，还能出口赚钱，制药厂专门建了40间烤房烘干蛔蒿，公安局派人在田边24小时站岗，这待遇比种人参还金贵。 1960年闹自然灾害，粮食都不够吃，蛔蒿田被改成麦田，1964年潍坊连下40天雨，蛔蒿全被泡烂，更惨的是1965年中苏翻脸，苏联专家带着设备拍拍屁股走了，中国制药厂瞬间瘫痪。 改革开放后，卫生条件好了，蛔虫病越来越少，1982年，更高效的驱虫药出现，卫生部宣布淘汰宝塔糖。 尽管有人偷偷把种子藏在井里，但最终还是没能保住这株植物，1985年，当国外药企高价求购蛔蒿种子时，中国已经连一株活的蛔蒿都找不到了。 20克种子背后，是新中国刚成立时“把卫生工作搞上去”的死磕劲头：四个农场同时试种，是科学家的严谨，把药做成糖果，是医生的智慧，农民宁可少种粮食也要种蛔蒿，是普通人的奉献。 宝塔糖的消失看着可惜，但其实是国家进步的证明，现在孩子打虫药是草莓味的，再也不用担心肚子里爬出虫子，这不就是当年那些科学家、农民、工人用汗水换来的幸福吗？ 不过这段历史也给我们提了个醒：当年因为信息不通、规划不足，导致蛔蒿绝种，这样的教训不能忘，现在潍坊的农田里再也找不到蛔蒿，但那些深埋地下的种子，永远记得那个年代中国人为了健康有多拼。 从20克种子到全民健康，从宝塔糖到现代医药，这场持续半个世纪的“驱虫大战”，最终写就的不只是医药史，更是一个民族从穷到富、从弱到强的奋斗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