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贺子珍知道毛主席再婚后失魂落魄，她找周总理评理，周总理说了这样一番话让她痛心流泪。 粉丝宝宝们在阅读时，可以点一下“关注”，并留下大家的看法！ 贺子珍没有提前通知任何人，直接走到周总理的身边，她手里攥着那份电报是从莫斯科外事处收到的官方消息，上面简明写着毛主席与江青登记成婚。 她不愿相信，甚至一度觉得自己看错了，可字迹清清楚楚且盖章属实，不能再伪，她没有寒暄，没有客套，没有任何多余的话，盯着周总理直截了当地问他：这是真的吗？ 周总理起初没有立刻回应，他拿起那份电报看了一眼，然后点头，他知道这一天迟早会来，但没想到是在这样的场合。 贺子珍情绪稳定，但态度冷硬，不再像过去那样温顺，周总理示意身边的人先出去，然后才慢慢开口讲述了事情的来龙去脉。 毛主席这些年并不好过，自从延安整风之后，他几乎夜以继日地工作，会议不断，电报不断，战局随时都有变数。 延安一度陷入粮食困难，他也曾在窑洞中三天只靠野菜度日，最难的时候，他一个月瘦了十几斤，讲话时声音都发虚。 贺子珍离开之后，毛主席情绪低落了一段时间，他没有去追，也没有写信，只是把那块手帕收了起来，一语不发地继续工作。 他身边的同志换了一批又一批，但他始终没有谈起她，甚至连女儿李敏的名字都很少提及，后来，他身体状况时好时坏，外部压力却越来越大。 党内一些同志提出需要一个能照顾他生活、协调家庭事务的人，毛主席一开始拒绝，但随着时间推移，他逐渐表现出一点松动。 不是因为感情，而是实在太累了，他需要有人照顾日常起居，有人能在深夜替他熬一壶姜汤，在他伏案写作的时候帮他换笔、擦汗，他不愿承认孤独，却在现实中被迫接受现实。 江青进入他的生活时，并没有引起太多注意，她原本就在延安文艺圈活动，身边的工作人员渐渐发现她出入主席住所的频率增加。 事情并没有突然发生，而是随着数月的接触和协助逐步推进，直到他们一同出现在几次会议上，大家才隐约察觉其中的变化。 贺子珍得知毛主席再婚是因为顺手翻到一份刚从延安转来的稿件，她本不在意，可当“毛泽东主席与江青同志结为夫妻”几个字跳入眼帘时，她的手顿住了。 她不敢相信，以为是某种误传，可这稿件出自新华通讯社，还附了翻译件，她放下文件，取出纸笔写了一封信寄往延安，只问事情是否属实。 两周后收到回信，信上只写了“情况属实”，并称毛主席对她仍怀敬意，今后愿以同志相称，她反复看那句话，“以同志相称”。 这个称呼她曾无数次听人用来称呼彼此，但当它用在自己身上，而且来自毛主席，她感到一种说不出的空荡，那是她曾与他并肩生死、共度枪火的人，现在却要以如此冷静的身份重新归类。 她想起自己当初离开的决定，知道这一切早在那时就已注定，那天，她没有留下告别的话，只在毛主席桌上留下一块手帕，上面缝着四个字：就此诀别。 那是她深思熟虑后的决定，她觉得自己无法再承受那种长期的忽视与隔阂，也无法接受从爱人变成背景的状态。 那段时间，她精神状态极差，生活变得格外艰难，她多次向组织申请回国，却始终得不到批准，在异国他乡，她既无法参与革命核心，也无法回到私人生活。 她被隔离在两个世界之外，成了边缘人，她不后悔离开，但她没想到那段感情会就此尘封，她曾以为他们之间还有未尽的话，还有可能的相见，但再婚的消息彻底击碎了她的幻想。 很多年过去，她回国后生活得极为低调，她早已不再是那个冲锋陷阵的女战士，也不是在主席身边的贤内助。 她只是贺子珍，一个不愿被标签定义的人，她默默接受了所有结果，但拒绝遗忘，她选择不再为任何人回头，也不再期待任何解释，她对自己说：这一生已经足够复杂，余下的日子，只愿自己做主。 （主要信源：人民网——毛泽东再婚后致信贺子珍：以后我们是同志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