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君，别打了，我招，我全招…”1939年，一位女战士经不住敌人的严刑拷打，大声求饶，日寇狂笑：“这才是聪明人！”然而，不久后日寇就后悔了...... 麻烦看官老爷们右上角点击一下“关注”，既方便您进行讨论和分享，又能给您带来不一样的参与感，感谢您的支持！ 1939年冬，东北的牡丹江已是冰雪封山，田仲樵被押进了宪兵司令部的地牢，她的身体几乎被摧毁，几天前，她还是东北抗联的交通线负责人，是组织的中坚力量，现在，她满身是伤，几乎无法站立，就在所有人都以为她坚持不下去的时候，她突然“认罪”了，日本宪兵以为，她终于被打服了，但没有人想到，这场“认罪”，只是她反击的开始。 田仲樵并不是一个普通的女人，她出生在黑龙江穆棱的一个地主家庭，小时候家里请私塾，她便成了村里为数不多会写字的女孩，九一八事变后，家乡沦陷，她亲眼看见村头的青壮被抓走、房屋被烧毁，那时候她只有十七岁，却主动找到组织，要求参加抗日，一开始，她只是做交通联络的工作，传送口信、运送物资，但她干得非常出色，胆子大，点子多，还能随时变装混进城里打探消息，短短几年，她从一个小交通员，做到了吉东特委的交通负责人。 1937年，她带人火烧了日军在林口的一个军需仓库，烧掉了上千吨军粮和布匹，从此在敌人眼中成了重要目标，可她没有因此变得谨慎，反而更活跃，她常年在林海雪原中奔波，冬天穿着男装，脸上抹着煤灰，假扮成乞丐讨饭；夏天藏身在山林，与伪军周旋，她的同志叫她“田疯子”，因为她总是干些让人想都不敢想的事。 但革命的路从来不是直的，1938年她第一次被捕，当时是因为叛徒泄露了联络点，她在严刑拷打下死也不说一句，嘴里只反复念着“我是沿街讨饭的”，日军试了所有办法，见她不像“干部”，便将她关了几个月后放了出来，她出狱后，反而更大胆地以“乞丐”身份继续活动。 可到了1939年，情况变了，这一次她被捕，是因为有人提供了她的画像，画像上标明了她耳后的一颗朱砂痣，这是她无法否认的特征，她被带到牡丹江宪兵队，动用了最残酷的手段，烙铁、竹签、老虎凳样样不缺，她一天之内昏死三次，醒来后还是咬紧牙关不说话。 但真正击垮她的，不是酷刑，而是背叛，当她在昏沉中睁眼，看到自己的丈夫荀玉坤穿着伪军的制服，站在审讯室里指认她时，她几乎无法相信，他曾是她的同志，他们一起传送情报、参加会议，甚至在冬天的山洞里互相取暖，而现在，他成了日军的耳目，他不光出卖了她，还带人端掉了她曾经负责的交通站。 田仲樵一夜之间苍老了许多，她知道，眼下不只是组织的秘密，连她自己的一切都暴露了，但她没有哭，也没有崩溃，她在心里做了一个决定：既然已经走到了这步，就要想办法反过来利用敌人的信任，完成最后一次任务。 于是，她在一次审讯中突然表示愿意“招供”，日军立刻停止了对她的酷刑，把她转送到医院治疗，他们以为，这个女人终于屈服了，甚至有人拍着桌子说要从她嘴里掏出一整条交通线。 可田仲樵知道，她只有一次机会，她开始写情报，每一份情报都掺杂着真实和虚假，她把早已过时的联络点、已经牺牲的人员名单、甚至一些地名混在一起，编成逻辑严密的“报告”，日本人越看越相信，立刻派人去调查，结果自然是一场空。 与此同时，她开始着手解决最大的隐患：荀玉坤，她在一次“供词”中暗示荀玉坤是潜伏的“假汉奸”，说他是组织安排的暗线，自己之前的顽抗就是为了掩护他，她还巧妙地写出几封伪造的“联络信”，藏在自家老屋的地板下，日军派人去搜，果然发现了这些“证据”。 荀玉坤被逮捕后，百口莫辩，他根本不懂组织工作，说不出任何情报，日军一开始以为他是在装，后来越打越恼，最终将他枪毙在牡丹江畔，他临死时还不明白，究竟是怎么落入这个陷阱的。 田仲樵得知消息后，只淡淡地闭上眼，她没有喜悦，也没有痛哭，她知道，这一步她必须亲手完成，否则，组织会有更多人死在这个叛徒的手里。 但事情还没有结束，她在监狱里继续“装疯”，有时候唱歌，有时候胡乱说话，时而清醒，时而迷糊，日军搞不清她是真疯还是装的，逐渐放松了对她的看管，她利用洗衣、倒垃圾的机会，偷偷观察敌人的动向，她把零散的情报记在心里，等待机会传出。 与此同时，外面的抗联行动越来越猛烈，日军仓库频繁被炸，车队被伏击，情报泄露严重，他们开始怀疑内部有奸细，却怎么也查不到田仲樵头上，她一个人的搅局，成功掩护了抗联在整个冬季的部署。 可漫长的牢狱生活还是摧毁了她的身体，她的腿在一次“惩罚”中被打断，头发早已花白，牙齿也掉了好几颗，有一段时间，她几乎连自己的名字都记不清了，但她仍然坚持活下去，她说，自己不能死，她要等到胜利那一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