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7月23日，小河会议结束后，毛主席突然找到贺龙，神色凝重地说：“有句话，我一直想跟你说，“而且这句话，毛主席憋了很久。 麻烦看官老爷们右上角点击一下“关注”，既方便您进行讨论和分享，又能给您带来不一样的参与感，感谢您的支持！ 1947年的夏天，陕北的山风干燥又热烈，小河村的窑洞里，刚刚结束了一场重要的会议，这场会议没有铺张，也没有喧闹，只有几根搭起的木杆、一块凉棚布和几张铺在地上的草席，就是在这样的地方，中共中央高层做出了一个重大的战略调整：西北战线将进入主动反攻阶段，而在这背后，贺龙将承担起一个看似平凡却极为关键的角色。 贺龙此时担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司令员，这个头衔听起来威风凛凛，但实际上，他手头的兵力几乎被调往前线，成了名副其实的“光杆司令”，张宗逊、王震、许光达三支主力部队早已被派往作战前沿，留给贺龙的，是一片后方，是一堆急需整顿和筹措的资源，是接连不断的工作和难题。 战争进入关键阶段，西北野战军要北上作战，而保障这支部队的生存和战斗力，就落在了贺龙肩上，他不能拉枪上阵，也不能策马冲锋，但他必须确保粮草、棉布、弹药、运输、人力，一个都不能少，那年陕北大旱，土地龟裂，庄稼枯死，老百姓也吃不饱饭，哪里还有富余的粮食支持打仗？ 贺龙没有停在办公室里发号施令，他换上朴素的衣服，带着工作队挨家挨户走访乡村，他不是去收，而是去劝，去讲道理，他告诉老百姓前线战士的困难，也告诉他们战争胜利了，大家的生活才有希望，老百姓吃的是糠咽的是菜根，却还是咬牙从家中拿出一袋袋小米，没有车，他就组织毛驴队，一袋袋粮食装好，用麻绳绑紧，翻山越岭往前线送。 送粮不是一趟能完成的事，有的毛驴在半路累倒，有的粮食在途中被风雨打湿，有时路被敌人封锁，还得绕远路，贺龙安排人沿途设点，保障驮运路线畅通，他亲自监督粮食的分发，确保每一袋都送到战士们手中，不许浪费一粒米，这些看似琐碎的安排，实则是前线士兵生死攸关的大事。 除了粮食，棉花和布匹也极紧张，西北的冬天冷得刺骨，战士们穿着单薄的衣服在雪地里打仗，根本撑不住，贺龙发动根据地的妇女们组织纺织小组，一边种地一边织布，有的地方没有纺车，他就从别的村子调拨，有的地方缺人，他就从后备部队里抽调女兵支援，布织出来了，还要染色、防水、缝制，最后一匹匹布卷被打包装进布袋，再用人力运上前线。 弹药更难，晋绥解放区的兵工厂原本分散，规模小，效率低，贺龙组织技术骨干集中力量，在兴县设立了一个统一的工业部门，把分散的资源整合起来，他们把窑洞改造成车间，用土法炼钢，用手工组装，条件艰苦，但效率提高了，到了1948年，晋绥的兵工厂已经能每月产出十万发子弹、几万枚手榴弹，有力支援了西北战场的持续作战能力。 这些工作不仅是物资保障，更是组织能力和动员能力的体现，贺龙深知，后方稳了，前线才能赢，他推动根据地开展大生产运动，一手拿锄头一手拿枪的口号在村庄里传开了，农民种地，战士种地，干部也下地干活，荒山被开垦出来，田地一块块扩大，仅一年时间，晋绥地区新开荒地就达到四十万亩，有效缓解了粮食紧张。 运输也是个大难题，敌军不断骚扰交通线，破坏道路，封锁黄河渡口，贺龙亲自调度运输线，一条条交通线从晋绥通往陕北，像血管一样输送着物资，他安排船只隐蔽运输，把重要物资藏在普通货物中，躲避敌军侦查，有时还要在夜里偷偷转移，走野路，穿山林，每一批运送任务他都要过问，有时半夜还在地图前推演路线，只为让每一车物资、每一匹布都安全送达。 干部的培训也没落下，贺龙知道，战场上不仅需要枪和粮，也需要人，他在后方设立干部训练班，培训基层骨干和新兵，课程紧凑，纪律严格，既教战术也讲政治，训练出来的人一批批被送往前线，成为战斗力的新鲜血液。 1947年到1949年的两年时间里，晋绥解放区在贺龙的组织下，累计筹集了四十五万吨粮食、一百二十万斤棉花、五十万匹布，动员支前民工和担架队二十三万人次，这些数字背后，是无数个昼夜不停的筹划，是一位久经沙场的将军转身后方时的坚韧与担当。 贺龙没有发过一句牢骚，他知道自己不是被边缘化，而是被托付重任，他从不在乎镜头和荣誉，他关心的是粮食够不够、弹药多不多、战士有没有冻伤、有没有饿肚子，他把一位将军的责任，延伸到了枪炮声听不到的地方。 新中国成立后，贺龙依然没有停止奔走，他被任命为西南军区司令员，稳定西南局势，后来又担任国家体委主任，推动全民健身，提出“增强人民体质”的理念，他身体力行，从农村到城市推动体育设施建设，让体育成为国家发展的组成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