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授衔时，原任东北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贺晋年，因受“高岗事件”牵连，准兵

1955年授衔时，原任东北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贺晋年，因受“高岗事件”牵连，准兵团级的贺晋年拟授大校军衔，令人错愕，高层知道后都看不过去，后来才改授少将军衔。 1928年，贺晋年在地下工作者的引导下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开启了他的革命生涯。 在兰州水北门兵暴中，贺晋年成功发动并带领二十多名士兵投奔了陕北革命根据地。 初到陕北时，贺晋年先是在谢子长的领导下工作，后来又追随刘志丹转战陕北地区。在这段时期，他与刘志丹、谢子长等革命领袖共同奋斗，逐步成长为陕北红军的重要军事指挥员。 从陕北游击队总指挥部参谋长到总指挥，再到红二十七军军长，贺晋年的军事才能得到了充分的展现。这一时期，他带领部队多次突破国民党军队的围剿。 抗日战争爆发后，贺晋年被任命为陕甘宁晋绥联防军警备三旅旅长，同时兼任三边分区司令员。 进入解放战争时期，贺晋年来到东北战场，在林彪统帅的第四野战军中担任重要职务。他先后担任第十一纵队司令员、第四十八军军长、第十五兵团副司令员等职，成为四野最得力的将领之一。 在东北战场上，贺晋年指挥了多次重大战役，其中最为人称道的是合江地区的剿匪行动。这次行动中，他带领部队深入敌后，摧毁了十多个土匪窝点，取得了全面胜利。这段经历后来成为著名小说《林海雪原》的创作素材之一。 贺晋年和高岗都是陕北人，这层地缘关系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中具有特殊意义。1950年，正是基于这层关系和贺晋年在军事上的卓越才能，高岗将他从江西军区副司令员的岗位，调任到东北军区担任副司令员兼参谋长。 在东北军区，高岗担任着司令员兼政委的职务，同时还兼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东北局第一书记等多个重要职位。由于工作繁忙，高岗将军事指挥的重担交给了贺晋年，这使得两人的工作关系更加紧密。 高岗在东北地区的用人政策中，明显倾向于启用陕北籍的干部。除了贺晋年，张秀山等一批陕北籍干部也被重用，这种现象在当时引起了一定的关注。 在东北军区期间，贺晋年除了担任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外，还兼任防空部队、卫戍部队和装甲兵部队司令员等职务。这些重要岗位的任命，反映出高岗对贺晋年的充分信任。 1954年，高岗事件爆发，这场政治风波对许多人的仕途产生了深远影响。作为高岗的重要部下，贺晋年难以避免地被卷入其中。当时的组织部门将他划入了＂高岗线上的人＂，这个标签给他带来了严重的政治影响。 在这种情况下，贺晋年被调离东北军区，被安排到南京军事学院学习。这个安排表面上是学习深造，实际上带有一定的政治考虑。 贺晋年与高岗的关系，主要局限在正常的工作层面。然而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这种工作关系也足以让他受到牵连。事实上，许多年后贺晋年到中央档案局查询，也未发现他与高岗有任何超出正常工作关系的证据。 在东北军区的这段经历，对贺晋年的军旅生涯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尽管他在军事指挥方面有着出色的表现，但政治风波的影响远超出了军事能力的考量。 这场政治风波对贺晋年的影响，一直持续到1955年的授衔工作。正是由于这个未决的政治问题，导致他在授衔过程中经历了一番波折。 195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首次进行军队授衔工作，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的一件大事。在这次授衔过程中，贺晋年的军衔问题引起了广泛关注。 最初，总干部部的工作人员将贺晋年定为大校军衔，这个决定与他的资历和贡献极不相称。作为准兵团级干部，贺晋年在解放战争时期就担任过第十五兵团副司令员，按照正常情况，至少应该获得中将军衔。 这个问题引起了三位元帅的重视。贺龙元帅首先找到了主持授衔工作的国防部长彭德怀，表达了对这一决定的异议。彭德怀随后向朱德元帅反映了这个情况。 朱德元帅将这个问题向毛泽东主席作了汇报。毛泽东认为贺晋年怎么也应该是个少将，于是最终贺晋年被授予了少将军衔。虽然军衔是少将，但他的实际级别仍然维持在中将级。 这次授衔的结果，与贺晋年的同期战友形成了鲜明对比。他在十一纵队时的政委陈仁麟、副司令员周仁杰都被授予了中将军衔，而原本应该给陕北红军代表的上将军衔，则临时授予了阎红彦。 1957年，经过一段时间的审查，组织上未发现贺晋年与高岗之间存在实质性的问题。他被任命为装甲兵副司令员，开始了他军旅生涯的新阶段。 在装甲兵副司令员的位置上，贺晋年一直工作到退休，前后长达25年。在这期间，由于当时的特殊政策，军队没有进行军衔晋升，使得他一直保持着少将军衔。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中央开始全面落实政策，纠正历史遗留问题。贺晋年和其他受到高岗事件牵连的将领都得到了平反，他的待遇也恢复到了正大军区级。 2003年5月11日，93岁的贺晋年在北京辞世。他的丧事按照高于开国中将的规格举行，这是对他一生贡献的充分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