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始皇之“书同文”可以称得上华夏文治的不世之功，纵有“焚书”之弊，亦掩盖不了其光辉。而汉武帝“独尊儒术”，奠定了中国之后两千多年的想基础，亦是光辉璀璨。而汉武帝在位五十多年又怎会只有这一个文治之功呢？ 西汉武帝时期设立了“内朝”（又称“中朝”）与外朝的“三公九卿”相对应，内朝的官员大多由武帝的亲信担任，从而将外朝国家的行政权和军权更进一步转移到了皇帝自己手中，从而增强了政事决策和军事决策的高效性。 内朝官员最初大都是非正式的官职。比如侍中、常侍、散骑、诸吏以及大司马和四方将军（前将军、后将军、左将军、右将军）虽然是皇帝信任之人，但官秩大都不是很高。 这就意味着内朝官员权重位低，必须对武帝绝对忠诚才能维持自身的地位。 而内朝官中的大司马更是取代了太尉（汉武帝时期废“太尉”官职），成为统领全国兵马的重要军事职务，这其中刘彻的深意就更为不言而喻了。 武帝登基后，汉朝已经经历过了高祖、吕后的休养生息和文景之治的盛世，当世时国家财富充盈，人口众多，故而刘彻有信心也有底气在对匈奴的战略上转守为攻，内朝由此而生。 在以汉武帝刘彻为核心，众多内朝官员的辅助下，中央决策层空前高效统一，在经过大将军卫青的“七战七捷”和骠骑将军霍去病的“四战四捷”后，匈奴远逃漠北，汉匈之战最后以汉朝获得胜利而告终。 所以，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正是在汉武帝内朝文治的推动下，才有了刘彻带领的汉朝的武功。 那么，内朝制度既然可以发挥如此巨大的作用，为什么后世的朝代没有沿用刘彻的这一举措呢？其实这和内朝的发展脱不了关系。 内朝官员因为在国家启动“战争机器”后发挥的重大作用，官秩逐渐的提高，官职也在最终确定了下来，这就又形成了“尾大不掉”的趋势。 内官权位的逐渐扩大也是不断地增加了其对皇权的威胁，内朝成为养成“把持朝政的权臣”的土壤这就会引起君主的警觉，于是内朝制度被逐渐的废弃就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了。 不过，因为内朝制度有利有弊，它既存在着对君主权力的威胁，又能在特定的时期发挥巨大的作用，所以在某些历史时期，内朝制度又“换了个马甲”又出现在中央的朝廷之中。 就比如东汉的尚书台，其主官尚书令及其属下的各部尚书，一开始也是官秩低微，但掌握实权。 和初期的内朝制度何其相似？同样的，在依附皇权后尚书台也能发挥巨大的政治作用，这与内朝制度又有什么不同呢？ 而经过了许多年的时移世易后，尚书令及各部尚书也变成了位高权重的大员，在隋唐正式确立，形成了三省六部制。这种由内而外的演变，由“位低权重”到“位高权重”的“逆袭”，在几千年的历史中也着实不是什么新鲜的事儿。 和东汉的“尚书台”类似，明朝的“内阁司礼监”还有清代的“军机处”，这些都是内朝制度套了个马甲又活跃在中央朝廷之中。 鲁迅先生不就说过“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吗？有对应的历史需求，“它”就会在那个历史时期出现，承担着它的历史使命。 汉武帝开创内朝制度，之后政令皆出于内朝。故内朝制度得以与汉武帝的雄心壮志相得益彰。 但凡事有利有弊，内朝制度固然可以迸发出强大的政治潜力，促使决策高效统一，亦可强化君权。 可如果没有把控好的话，就会让内朝官员的权力空前膨胀起来，甚至会反过来威胁到皇权本身。这其中便需要一个制约，以刘彻的帝王心术可以做到，后世的许多帝王也可以做到，这也是内朝能够不断的“换马甲”再出现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