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副师长赵连玉从越南战场返回祖国的途中，不幸被狙杀，搜查后，竟发现这个狙击手是一位“当地农民”。 1979年3月9日，越南高平，暮色四合。 班瑙地区的山风带着丛林的湿气，吹在副师长赵连玉的脸上。他刚刚举起望远镜，准备为部队规划出最后一段、也是最安全的一条回国之路。胜利在望，家就在不远的前方。 “砰！” 一声清脆又突兀的枪响，撕裂了傍晚的宁静。 赵连玉的身子猛地一震，随即软软地倒了下去。那副跟随他多年的望远镜，从他无力垂下的手中滑落，摔在沾满泥土的岩石上。鲜血，从他的颈部喷涌而出，染红了军装的领口。一切都发生在电光火石之间，快到身旁的参谋长赖裕隆只来得及发出一声惊呼。 一代战将，没有倒在炮火连天的冲锋路上，却在凯旋的前夜，倒在了回家的门口。是谁，在黑暗中射出了这致命的一枪？ 战士们疯了一般冲过去，卫生员颤抖着手检查，却只能无力地摇了摇头。子弹精准地切断了颈总动脉，回天乏术。悲痛与愤怒瞬间引爆了整个阵地。 他们发誓，掘地三尺也要把凶手揪出来。 这位倒下的指挥官叫赵连玉，辽宁庄河人。从15岁那年扛起比自己还高的步枪算起，他已经在枪林弹雨中穿行了三十四年。他不是那种安坐指挥所的将军，他的指挥部，永远设在离炮火最近的地方。战士们都说：“赵副师长不看到敌人的机枪眼，心里就不踏实。” 1979年2月17日，对越自卫反击战打响。赵连玉率领376团作为尖刀，从广西硕龙出境，直插敌军心脏高平。 越南北部的喀斯特地貌，石山林立，丛林蔽日，是天然的游击战场。越军凭借地利，化整为零，藏于溶洞，隐于密林，打完就跑。 面对这种“牛皮糖”式的战术，赵连玉展现了他“硬汉”和“智将”的两面性。 一次，部队在班瑙北侧高地遭遇伏击。一个越军加强排依托复杂溶洞，用火箭筒和重机枪死死咬住我军前锋，两辆装甲车瞬间被毁。 战士们红了眼，准备用血肉之躯硬冲上去。 “停下！不能蛮干！”赵连玉及时赶到，一把拦住。他迅速找来当地向导，几句话就摸清了溶洞的结构和通风口位置。他没有下令强攻，而是调来12挺重机枪，对着几个不起眼的通风口展开死亡扫射。子弹如同暴雨般灌入，洞内的越军瞬间乱了阵脚。紧接着，爆破组从侧翼悄然摸上，随着几声巨响，战斗在20分钟内宣告结束。 此役，376团几乎零伤亡，还缴获了大量武器。 这就是赵连玉，勇猛却从不鲁莽。 3月5日，我军宣布完成战略目标，开始撤军。赵连玉再次领受了最危险的任务——殿后，掩护主力部队安全回国。撤退的路，往往比进攻的路更凶险。 越军的残余力量、地方民兵，像毒蛇一样潜伏在暗处，伺机发动致命偷袭。 为了确保大部队万无一失，3月9日傍晚，赵连玉带着几名干部登上高地，亲自勘察地形。他想找到一条最稳妥的路，让战士们少流一滴血。 可他千算万算，没算到自己会成为敌人狙击手的头号目标。他高高举起的望远镜，在黄昏的余光下，清晰地暴露了他的指挥官身份。 枪响之后，搜捕行动随即展开。战士们如同猎豹一般，梳理着附近每一寸土地。 最终，在一个隐蔽的山洞里，他们找到了那个凶手。 出乎所有人意料，凶手竟是一个衣衫褴褛、看起来像个普通农民的老头。他叫阮成雄，手里握着一把老旧的日制三八式步枪，枪管尚有余温。 他真的是农民吗？ 审讯揭开了他伪装的面具。 阮成雄，根本不是什么村民，而是参加过抗美战争的越军退役王牌狙击手。退役后，他并未真正解甲归田，而是被编入地方武装，接受秘密训练，专门执行暗杀和袭扰任务。越南当时推行“全民皆兵”，大量退伍军人、民兵甚至平民被组织起来，他们穿着平民的衣服，拿起武器就是士兵，放下武器就是百姓，让我军防不胜防。 赵连玉的牺牲，是对越自卫反击战中我军职务最高的阵亡将领之一，给所有人敲响了警钟。许世友将军闻讯震怒，随即下令：调整撤军策略，严禁任何越南百姓靠近部队，无论老幼，一律驱离，以防不测。 那个名为阮成雄的狙击手，在几天后被执行枪决。 但一个狙击手的倒下，换不回一位优秀指挥员的生命。 赵连玉牺牲时年仅49岁，他的小儿子才12岁，还在家里等着爸爸凯旋，带他去买新书包。这个承诺，永远无法兑现了。他的遗体被战友们护送回国，安葬于广西龙州烈士陵园。 墓碑上，只简单地刻着“革命烈士赵连玉”。 战争的残酷性，不仅在于正面战场的炮火连天，更在于那些无法预料的阴谋与冷枪。赵连玉的牺牲，让我们深刻认识到，和平的背后是无数军人用生命铸就的钢铁长城。他们用鲜血告诉我们，军人的使命不是征服，而是守护。 如今，中越边境早已车水马龙，一片祥和。但我们永远不能忘记，这份安宁，是像赵连玉这样无数的英雄，用生命换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