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一头日本军官在大连“庆祝攻占南京胜利”，正当他伸直脖子弯腰90度鞠躬时，一把利斧突然砍来，瞬间斩落其头颅，那日军头颅像足球般在地上滚了数米之远！ 这个抡起复仇之斧的男人，名叫查子香。 查子香老家在湖北广济县梅川镇，出生在一个世代务农的贫苦家庭。家里穷，他只念了四年书就跟着爹娘下地干活。16岁那年，家乡成了红军游击区，他二话不说加入儿童团，跟着红军打土豪、分田地，没多久就当上了儿童团团长。 红军撤离后，国民党反动派卷土重来，乡亲们又过回了苦日子，这让他心里憋着一股劲，却没处发力。为了糊口，他学过织布，可行情不好，辛辛苦苦也填不饱肚子。 1934年，听说大连有老乡开理发店招学徒，22岁的查子香揣着简单的行李就上了路，他以为能在关外闯出条活路，没想到一头扎进了更深的苦难里。 大连街头满眼都是日式建筑，商店招牌上写着日文，行人里不少日本人趾高气扬。在这里待久了，查子香发现连本地百姓都得学说日语，不然连路都不好走。 他干活的理发店开在日本人聚居的南山区，老板吴庆业靠着讨好日本人发家，见了日本人点头哈腰，哪怕被骂被刁难也笑脸相迎。 有次日本人理完发不给钱，查子香气不过要理论，被吴庆业一把拉住。“跟日本人闹翻了，我们全家都得喝西北风！”老板的话像针一样扎在他心上。 他在店里给日本人理发时，常听到他们吹嘘怎么侵占中国土地，怎么欺负老百姓，这些话让他攥紧了拳头，指甲深深嵌进肉里。 1937年冬天，报纸上登出的消息让查子香再也坐不住了。日军在南京搞杀人比赛，两个军官比着谁先杀满一百人，报纸上还登着他们得意的照片。 那天晚上，他翻来覆去睡不着，对着几个同乡咬牙说：“迟早要杀几个东洋鬼子，给同胞报仇！”同乡们以为他只是气头上说说，没人当真。 可查子香已经动了心思，他不想杀普通日本兵，要杀就杀那些骑在中国人头上作威作福的高官，要让所有人知道中国人没屈服。 从那天起，查子香像变了个人。日本人打骂他，他忍着；老板让他学着讨好日本人，他也照做。吴庆业以为他终于“开窍”了，渐渐放松了警惕。 没人知道，查子香每天偷偷练日语，把理发店的斧头磨了又磨，藏在床底下。他听说日军要在12月14日举办“祝捷大会”，庆祝占领南京，还会有高官出席，知道机会来了。 他找人弄了身日式西服，把磨得锋利的斧头藏在怀里，凭着流利的日语混过了会场门卫的检查。进了中央公园，他趁人不注意，猫着腰钻进了祭台下面，红绸布从桌面垂到地上，正好挡住了他的身影。 会场里挤满了日本人，台上的军官们胸前挂着勋章，唾沫横飞地炫耀战功。查子香在桌子底下熬了很久，直到祭祀仪式开始，前排的日军高官集体鞠躬。 就是现在！他猛地从桌下钻出来，双手抡起斧头，朝着最前面那个挂满勋章的军官砍下去。随着一声闷响，那军官的头颅滚落在地。 混乱中，他又转向另一个军官，一斧下去，对方的左臂应声而断。尖叫声、哭喊声瞬间炸开，日本人吓得四处逃窜。查子香想趁乱跑出去，可会场人太多，没跑几步就被赶来的日本警察按住了。 在警察署里，日本人对他严刑拷打，老虎凳、辣椒水、竹签钉手指都用上了，逼他说出同党。 查子香被打得浑身是血，却瞪着眼睛吼：“要问同党？大连全体中国市民，四万万同胞，都是我的同党！”他骂日本人痴心妄想，以为占了南京就能征服中国，“杀了我也不赔，还赚了半个！”这话换来的又是一顿毒打，但他始终没吐露一个字。 在狱中，他给老家写了四封信，告诉家人自己是为杀敌而死，不能尽孝了，让兄弟姐妹好好照顾爹娘。字里行间没有抱怨，只有对家人的愧疚和对侵略者的愤恨。 1939年9月，在旅顺监狱里，27岁的查子香被日军用电刑杀害。他没能看到抗日战争的胜利，但他的故事像火种一样在民间传开，激励着更多人站起来反抗。 新中国成立后，广济县政府追认他为抗日烈士，大连把他的事迹写进了地方历史。这个曾经的理发学徒，用最决绝的方式告诉侵略者，中国人的骨头是硬的，民族尊严不容践踏。 查子香的斧头劈碎了侵略者的嚣张气焰，也劈开了黑暗中的一丝光亮。他的牺牲不是结束，而是无数中国人奋起抗争的缩影。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