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隆基这个人，有太宗的本事，却没有太宗的自律，所以他只能用玄当庙号。 李隆基确实有着堪比太宗的治国才能。他二十七岁即位，年少有为，满怀壮志。他接手的是一个被武则天时期消耗不少的唐朝，但他通过一系列改革迅速使国家焕发生机。 他积极作为，推行科举以选贤任能，重用姚崇、宋璟等贤良之臣。同时，着力改革经济制度，强化中央集权，展现出卓越的治国理政才能与远见卓识。 在他的精心治理下，开元年间的唐朝步入鼎盛。人口激增，近九百万户安居乐业。商业欣欣向荣，文化璀璨夺目。长安一跃成为国际性大都市，引得西域诸国纷纷前来朝贡。 杜甫诗中描绘的“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并非夸张之辞。这些成就完全足以与李世民的贞观之治相媲美，甚至在某些方面有所超越。 然而问题就在于，李隆基缺乏李世民那种始终如一的自律精神。李世民在位二十三年，始终保持着纳谏的胸怀和节俭的作风。 他著名的《百字箴言》中写道：“日食三餐，当思农夫之苦，身穿一缕，每念织女之劳。”这种对民生疾苦的体恤和自我约束力，李世民坚持到了晚年。 而李隆基却在统治后期完全背离了自己早期的治国理念。开元盛世绵延二十余载，四海升平、国泰民安。然而，李隆基却在这繁华中渐生骄矜，志得意满之下，他开始耽于逸乐，疏于朝政，为盛世埋下了隐忧。 他不再虚心纳谏，反而重用李林甫、杨国忠这类奸佞之臣，政治日益腐败。最为典型的是，他为把儿媳杨玉环占为己有，罔顾伦理纲常，将其册封为贵妃。自此，他愈发沉溺于声色犬马，在纸醉金迷的享乐之途上越陷越深。 这种自律性的缺乏直接导致了唐朝由盛转衰。李隆晚期耽于享乐，将朝政大事委托给奸臣处理，自己则与杨贵妃终日游宴作乐。 他不仅创造了梨园、教坊来满足自己的艺术爱好，还经常带着贵妃群臣游骊山、泡温泉，常常一连数日不理朝政。 与此同时，他对边境节度使的管控也日益松懈，尤其是对安禄山的野心视而不见。许多人早已看出安禄山有反意并多次提醒，但李隆基却充耳不闻，甚至自信地说：“朕真心待他，量他也会赤心报朕。” 结果天宝十四载安史之乱爆发，叛军仅用三十多天就攻占了洛阳，次年突破潼关，直逼长安，李隆基只得仓皇出逃。 出逃途中发生的马嵬坡兵变更是暴露了李隆基统治的脆弱。将士们愤而杀死宰相杨国忠，并逼迫李隆基赐死杨贵妃。 曾经权倾天下的皇帝，如今连自己心爱的女人都保护不了，只得眼睁睁看着高力士将杨贵妃缢死。 这对七十高龄的李隆基来说无疑是沉重打击，也标志着他的统治实质上已经结束。后来太子李亨自行即位为帝，尊李隆基为太上皇，实际上剥夺了他的权力。 安史之乱持续八年，唐朝损失了约三千万人口，国力大衰，从此一蹶不振。而李隆基的晚年也在孤独凄凉的软禁中度过，最终郁郁而终。 回过头来看庙号的问题，就能理解为什么李隆基只能得到“玄宗”这个称号了。“玄宗”庙号包含双重含义：政治维度上授予守成阶段巩固政权的君主，文化维度则反映帝王对玄学的偏好。 李隆基确实注疏过《道德经》，推行道教治国理念，对玄学有特殊喜好。此庙号隐隐透露出“好玄虚”之倾向，与太宗庙号象征的“发扬光大”之意大相径庭，二者形成鲜明对比，引人深思。 李世民庙号“太宗”，是仅次于“太祖”的重要庙号，历史上能有“太宗”庙号的几乎都是各王朝的佼佼者和开创者。而“玄宗”则更多体现了李隆基统治后期脱离实际、追求虚华的特点。 李隆基与李世民的根本区别在于：李世民始终保持着清醒的头脑和自律精神，明白“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道理；而李隆基却在成功之后放松了自我要求，由“勤政”转向“享乐”，由“纳谏”转向“拒谏”，最终导致国家由治到乱、由盛转衰。 李世民统治下的贞观之治为唐朝近三百年的基业奠定了坚实基础，而李隆基虽然开创了开元盛世，却亲手将其葬送。这就是为什么后人评价李隆基“早年会当皇帝，晚年不会当皇帝了”。 素材来源：中国历史常识：安史之乱 2023-05-02 16:24·五彩秦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