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曾经开着汽车在光天化日之下奸淫妇女，活生生踢死佣人的国军中将王泽浚，被俘虏时，大衣屁股上开着一个口子，帽子也丢了，一张脸上全是灰尘，睁着一双大眼珠子大骂蒋介石排斥他，在提及黄百韬时，他更是直接拍着大腿说“我是川军啊……”。 这位昔日在四川百姓面前作威作福的军阀子弟，此刻只剩兵败被俘的狼狈，嘴里的抱怨却暴露了他的本性。 从始至终，他都没意识到自己的罪孽，只把失败归咎于他人，而他的一生，早已被“恶”与“骄”刻下了注定的结局。 他是四川军阀王缵绪的独子，父亲在川军里根基深厚，对他更是寄予厚望，从小请人教授兵法，一心想把他培养成自己的接班人。 这份“顶配”出身，没让他学会敬畏生命，反而养成了“视百姓如蝼蚁”的嚣张。在四川老家时，他的恶行早已家喻户晓：佣人端茶慢了，他抬脚就踢，一次竟直接将人踢死； 看上路边的妇女，不管对方愿不愿意，直接塞进汽车拉走施暴；更令人发指的是，为给卧病的母亲治病，他竟听信“人肝入药”的偏方，从监狱提来无辜囚徒，活生生挖取肝脏。 即便母亲最终还是病逝，他也没反思自己的残忍，反而又杀了几个下人泄愤。 而父亲王缵绪对这些恶行，要么视而不见，要么轻描淡写一句“年轻人不懂事”，父子俩一脉相承的冷血，让四川百姓对他们又怕又恨。 在军中，王泽浚的“恶”更是毫无遮掩，可他的官运却一路亨通。凭着父亲的关系和几分军事天赋，他年纪轻轻就当上了军官，后来更是升到国军中将，得到蒋介石的重用。 手握权力后，他愈发喜怒无常：士兵训练动作不标准，他拔枪就射；下属提不同意见，他当场让人拖出去鞭打；军营里没人敢跟他对视，生怕一不小心就惹来杀身之祸。 有人统计，光是他在部队里“无故击杀”的士兵和下人，就有数十人之多。 可即便如此，没人敢举报他，国军内部的腐朽让这种“恶”有了滋生的土壤，也让王泽浚更加肆无忌惮，觉得自己“有权就能为所欲为”。 不过，王泽浚的人生里，也有过一段与“恶”相悖的经历——抗日战争时期，他也算扛起了枪杆打鬼子。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他率领部队奔赴前线，先后参与淞沪会战、徐州会战等重要战役。 在战场上，他一改平时的骄纵，指挥士兵拼死抵抗，也曾多次击退日军进攻，甚至在一次战斗中亲自带兵冲锋，被子弹擦伤胳膊也没后退。 这段“抗日经历”后来成了他被俘后试图辩解的“资本”，可百姓心里清楚：“他打鬼子是应该的，可他之前害过的中国人，比他杀的鬼子多得多。” 功过从来不能相抵，他在和平时期对百姓犯下的罪孽，早已盖过了战场上的那点功绩。 1948年的淮海战役，成了王泽浚“恶”的终结点，却也让他暴露了最后的“骄”与“怨”。 当时他担任国军第七十军军长，奉命归黄百韬指挥，可战斗打响后，黄百韬因自身部队压力大，没能及时给王泽浚补充武器弹药。 没了装备支撑，他的部队很快被解放军击溃，他带着残部仓皇逃窜，最终还是被俘虏。 被俘时的他，没了中将的体面，大衣破了，帽子丢了，满脸灰尘，却还在大骂蒋介石“偏心，只重用嫡系，排斥我们川军”，提到黄百韬更是拍着大腿喊冤：“要是他给我送弹药，我怎么会输！” 从头到尾，他都没提自己过去的恶行，也没反思指挥上的失误，只把失败归咎于别人，这份“不知悔改”，彻底坐实了他的“恶”。 被俘后，王泽浚本该为自己的罪孽付出代价——百姓联名上书，要求严惩这个“杀人恶魔”，按照他的罪行，判处死刑也不为过。可就在这时，他的父亲王缵绪站了出来。 当时王缵绪手握一定兵权，为了救儿子，他主动向我党起义投降，提出“用自己的投诚换儿子一命”。 考虑到起义对局势的积极影响，我党最终同意了这个条件，王泽浚逃过死刑，被判处无期徒刑，关押在功德林战犯管理所。 在功德林里，王泽浚一开始还不服管教，后来在工作人员的教育和其他战犯的影响下，慢慢开始反思自己的过去。 他曾在日记里写道：“以前觉得自己有权，杀几个人不算什么，现在才知道，百姓的命也是命。”可即便认识到错误，他也没能走出功德林。 1974年，王泽浚在管理所病逝，结束了他充满罪恶的一生。 而他的父亲王缵绪，虽然因为起义得到了西南军委会的职务，却依旧死性不改，暗中拉帮结派欺压百姓，后来甚至试图叛逃，最终被依法逮捕，落得个“罪有应得”的下场。 他和父亲的结局也印证了：“不管有权有势到什么地步，只要作恶，终究会受到惩罚。”这不仅是一个人的末路，更是对所有“恃权作恶”者的警示。 主要信源：（北方新报——王缵绪父子在大洪山“推磨”抗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