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二野四兵团途经麻城时，一个盲人老太太走了过来，询问其儿子的下落，陈赓笑道：“那小子，现在是我们的师长了！” 1927年，黄麻起义的枪声，跟过年的鞭炮似的，在麻城、黄安一带炸开了锅。都在传，来了支队伍，专给穷人办事。徐其孝那会儿才13岁，瘦得跟个猴精似的，但骨头里全是倔。一听这消息，鞋都没穿利索就往外跑，他娘在后头怎么拽都拽不住。 结果呢？红军是“铁脚板”，一天能走一百里，哪会等他这么个小屁孩。徐其孝扑了个空，灰溜溜回了家，那股子失落劲儿，比地里丢了牛还难受。 他家啥条件？苦哈哈的佃户，一年到头累死累活，打下的粮食半数要送给地主。他从小就扯着娘的衣角问：“凭啥咱种地，地主天天吃白米饭？” 他娘也说不出啥大道理，就叹气：“娃，命就这样。”其实她心里跟明镜似的，只是人微言轻，敢怒不敢言。 徐其孝心里就憋着这股劲儿。说白了，他觉得不光是自己家，谁家都不该受这份窝囊气。小小年纪，心里就长了刺。 第二年，红军又打回了麻城。这次徐其孝学精了，撒腿就追到部队驻地，扯着嗓子喊：“我要当红军！” 一个十四岁的娃娃，把首长都给逗乐了。拍拍他的头说：“你这小胳膊小腿的，枪都扛不动。”部队有纪律，不收娃娃兵。 可徐其孝是真铁了心。前脚被拒，后脚就死皮赖脸地跟着。他说：“不让我当兵，我给你们当‘红小鬼’也行！”反正就是不走了。 首长看他这股子韧劲，就让他进了儿童团。他年纪小，胆子却比磨盘大。人家都说，这娃，将来指定有出息。 几年下来，他从儿童团团长干到红军正式战士，仗打得越来越多，身上的疤也一道叠一道。没啥惊天动地的英雄戏码，那年头，活下来本身就是最大的功勋。 可他在外头冲锋陷阵，家里的老娘呢？日子过得跟守活寡似的。国民党搞“清乡”，红军家属是头号目标。徐母得了信，连夜就躲进了深山。东躲西藏十几年，风里来雨里去，一双眼睛，就这么给哭瞎了。 这头，徐其孝的命也跟坐过山车似的。从鄂豫皖苏区反“围剿”，到跟着部队长征，九死一生都是家常便饭。最险的一次，子弹从胸口穿过去，硬是挺了过来。仗打得越狠，他升得越快，等他跟着陈赓的部队南下时，已经是战功赫赫的师长了，手底下带着上万人。 可官当得再大，他心里还是那个问“凭啥”的农村少年。他最惦记的，还是那个连名字都不会写的老娘。 战争一打完，部队里下了个不成文的规定：路过家乡的，可以回去看看。徐其孝心一下就活了，连夜往老家赶。可到了村口，傻眼了。老屋的房顶塌了一半，院子里长满了荒草。问遍了邻里，都说不知道他娘的下落，凶多吉少。 一个在战场上流血不流泪的汉子，蹲在自家门槛上，半天没说出话。他做好了最坏的打算，可真到了这一步，心还是跟被掏空了一样。 就在徐其孝以为这辈子再也见不到娘的时候，转机来了。 陈赓的兵团司令部接到报告，说有个瞎眼老太太，天天在部队驻地外头打听一个叫“孝伢子”的人。陈赓一听这小名，立马让人把老太太请了进来。 老太太摸索着，肩膀塌着，脸上全是岁月的沟壑。她抓住陈赓的手，那手上全是老茧，颤巍巍地问：“长官，俺儿还活着不？” 陈赓没多说，握着老太太的手，爽朗地笑道：“大娘，那小子好着呢！现在是我们的师长了！” 老太太当场就要跪下，陈赓赶紧扶住，立刻派人快马加鞭去找徐其孝。 兵营里的徐其孝，正为找不到母亲的事发愁。警卫员冲进来说司令找他，他还以为是啥紧急军情。等车把他拉到司令部，陈赓指着一个房间，神秘地对他说：“进去吧，给你个惊喜。” 徐其孝推开门，看见那个日思夜想的、瘦小的身影，愣在原地。 “娘！” 这一声，憋了整整二十年。 老太太听到声音，浑身一颤，哆哆嗦嗦地伸出手，想去摸儿子的脸。摸到了，又猛地缩回去：“不对，你不是我儿，我儿的手没这么糙，脸也没这么硬。” 是啊，她忘了，当年的放牛娃，早就长成了铁骨铮铮的将军。 徐其孝急了，一把解开军装，露出左边肩膀上一块月牙形的胎记：“娘，你摸摸这儿！” 老人的手触到那块熟悉的皮肤，就像触了电。那是她给儿子洗了十几年澡，摸了无数遍的地方。母子俩抱头痛哭，旁边站岗的警卫员，一个个都红了眼眶。 相聚是短暂的，渡江战役的集结号很快吹响。徐其孝又要走了。临行前，他再次跪在母亲面前，重重地磕了三个头：“娘，等打完这一仗，我就接您去北京享福！” 老太太拄着拐杖，使劲在地上顿了顿，喊道：“我哪儿也不去！你爹的坟还在麻城，我就在这儿等你！” 这成了母子俩最后的约定。 1950年，徐其孝率部入滇剿匪，突然收到了老家发来的加急电报：母亲在睡梦中安详离世。整理遗物时，枕头下只发现了一样东西，那枚被她摩挲得锃亮的淮海战役纪念章。照顾她的民兵说，老太太生前总跟人念叨，那是她儿子身上“最金贵的扣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