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6月16日，医生根据罗健夫的遗愿剖开了他的遗体，结果震惊发现，他全身都

1982年6月16日，医生根据罗健夫的遗愿剖开了他的遗体，结果震惊发现，他全身都布满了癌肿，胸腔里的肿瘤甚至比心脏还大，现场的医生和护士都忍不住泪流满面。

这个被病魔吞噬的身体属于一位47岁的科学家——罗健夫。

就在他去世前几天，他还在病床上修改图纸，胸腔的肿瘤顶得胸骨变形，皮肤灼痛如火烧，他却拒绝用镇痛剂，只为了保持清醒思考。

医生后来才知道，他患的是最凶险的低分化恶性淋巴瘤，癌细胞潜伏至少两年，而他竟在这样的折磨中完成了中国航天电子工业的破局之作。

罗健夫的故事始于湖南湘乡的烽火年代。

16岁那年，他穿上军装保家卫国，却在炮火停歇的间隙做了一件改变命运的事：捧着高中课本自学，硬是啃完所有课程。

1956年，他考入西北大学原子物理系，成为那个年代凤毛麟角的大学生。

毕业后的罗健夫辗转多个科研单位，最终扎进航天工业部陕西骊山微电子公司（今中国航天科技集团771所）。

1969年，一项关乎国家命运的任务砸到他头上——研制图形发生器。这设备是制造半导体芯片的“命门”，没有它，导弹雷达、卫星计算机全是空谈。

可当时西方对中国封锁技术，连张图纸都搞不到。领导急得团团转：“老罗，你是学核物理的，但国家现在需要你跨行搞电子！”罗健夫只答了一句：“只要国家需要，我就能学！”

面对电子线路、精密机械等陌生领域，34岁的罗健夫像个小学生重新起步。

同事记得，他坐公交看书入迷坐过站，下车后又因埋头看书连错过三趟车；4000多个日夜，周末全泡在资料室，饿了啃冷馒头，困了直接睡地板。

更艰难的是技术封锁下的孤军奋战。一次团队里唯一的计算机技术员被调走，罗健夫憋得脸色铁青，却咬牙对组员说：“人少就自己顶！共产党人死也要死在攻关路上！”

他带着大家用最笨的方法：烧坏电路板就重装，程序死机就彻夜调试。三年后，当中国第一台图形发生器在1972年诞生时，连国外专家都惊讶——这比他们预估的早了整整半年。

功成名就时，罗健夫却总往后退。1978年Ⅱ型图形发生器获全国科学大会奖，他把自己名字写在团队末尾；

3000元奖金（相当于当时十年工资）全买书送给年轻人；两次让出高级职称名额，一家六口挤在陋室，却把调薪机会让给更困难的同事。领导要提拔他当研究室主任，他直接拒绝：“我不当官比当官有利，让我专心搞科研！”

这种“傻气”延续到生命终点。1981年研制Ⅲ型机时，他胸口剧痛到直不起腰，却用手顶着肿瘤继续操作机器。

熬了三个月才被逼去检查，确诊癌症晚期后反而安慰妻子：“我的命是党和人民的，能多干一天是一天。”住院期间，他蜷缩在病床上修改图纸，医生要打止痛针，他摆手拒绝：“药伤脑子，我还要给同事当参谋！”

罗健夫离世后，同事在他抽屉里发现厚厚一沓技术方案——那是他为Ⅲ型机批量生产准备的最后一搏。

而医生解剖时看到的景象更让全场泪崩：肿瘤挤满胸腔，最大那颗比心脏还大，胸骨被癌细胞侵蚀得“一碰就碎”。常人难以想象，他如何扛着这样的身体工作到最后一刻。

今天，他研发的图形发生器早已退役，但触摸那台机器磨得发亮的旋钮，仍是771研究所新人的必修课。

中国雷达技术已跻身世界前列，新一代航天人仍传颂着他的话：“科研像登山，路越难走，山顶的风景越美。”

罗健夫用47年人生印证了他最爱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那句名言——“把整个生命献给最壮丽的事业”。

他走时没留房产存款，却留下让西方解锁技术封锁的利器，更留下一种精神：真正的科学家，从来不是为个人荣耀而战，而是把血肉熔铸成国家前进的齿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