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年的钱学森整日躺在床上，很少说话，家人都以为他得了老年痴呆，于是找来医生检查，

晚年的钱学森整日躺在床上，很少说话，家人都以为他得了老年痴呆，于是找来医生检查，医生询问：“钱老，100 减 7 等于几？” 谁料，钱老听后怒声呵斥道：“你知道你问的是谁？我是大科学家钱学森！”没想到，这句话却引得众人哄堂大笑。

钱学森晚年的时候，说话已经不多了。整天躺在床上，眼神安静得像湖面没风的那天。他不主动开口，家人开始嘀咕，说是不是糊涂了，是不是那病找上门了。那病，他们谁都不愿提全名，就绕着说“老年痴呆”。毕竟，这四个字像一块不声不响的石头，一旦压上去，就是整个晚景都不一样了。 家里人最后还是悄悄请来了医生，说是做个测试。医生翻着表格，戴上听诊器，也没废话，直接问了个题：“一百减七是多少？” 这不是刁难人，真不是。这是认知能力的标准测试，专治那种头脑糊涂却还嘴硬的老先生。医生问完，看着钱老，等他回应。那一刻屋里连窗外麻雀的叫声都好像被摁了暂停。 “九十三。”钱学森说得很准，语调也平静，像教员点名。 医生点点头，没说好，也没说错，接着问：“再减七呢？” “八十六。”这次声音小了些，但依旧清楚。 到这里，医生应该是满意了。但测试流程没走完，他还要接着问。刚开口，钱学森忽然皱了眉头，像是从什么温吞的梦里被拽出来，一下子火气就上来了。他眼神一下子锐了，声音猛地一抬，吼了句：“你知道你问的是谁吗？我是大科学家钱学森！” 屋里一下子安静了，谁也没料到他会突然来这么一句。医生愣住了，随行的护士偷偷笑了。那笑，不是嘲笑，是一种释然。那一刻，大家都明白了，这老头子脑子比谁都清楚。 钱学森其实从不这么称呼自己。他年轻时是带着行李卷走进图书馆、实验室的人，年纪大了也只是把奖章锁进抽屉。他一直不说自己“伟大”。可在那天，在床头，在被拿一张测试纸衡量思维的时候，他说了。他喊了。他捍卫的，不只是自己是谁，而是他还在。 这事被医生讲出来之后，外人都当段子听，可你若真了解他，就知道那声吼，不是脾气，而是底线。 他一直是个有边界感的人。你和他约上午八点看牙，他绝不会八点零一出现。他每次到三〇一医院，都是那辆黑色轿车，军装扣子扣到最顶，七点五十九下车，八点整踏进诊室，一分不差。一次、两次、三次……连医生都说，他不是来看病，是来精确校时的。 他病重之后，药物得换得勤。他从不让人代写药单，哪怕手抖了，也坚持亲笔写下：“司药同志，请给我发下列药品……”药品名列得工整，还要附上外包装。那包装一换颜色，他就皱眉头，一定要问是不是换了配方、换了厂家。有次医院改了供货，他盯着那个药盒子盯了好几分钟，非要赵医生查清楚，“这新厂的是不是少了一种辅料？”说完又小声补一句：“我不是不信你们，我是得知道。” 其实他那时已经瘦得抱起来都轻，背脊塌着，睡觉要靠呼吸机帮他喘气，可脑子，硬是丝毫没糊。你看他那张写药条子的纸条，一横一竖，像工程图纸一样规整，签名永远落在右下角。 他不是个习惯让别人担心的人。病得最重那几年，他在家里待得最多，不怎么出门，也不见外客。可他从不懈怠。哪怕卧在床上，他还是坚持写信。那字迹已经不像年轻时有劲儿了，可一笔一划都写得极认真。旁人去探病，他不会寒暄什么，只是问一句：“你们单位，最近有没有招到合适的人才？”末了，他还会突然问：“现在的大学，还是搞填鸭式吗？” 这不是闲聊。他不是怕孤独，也不是图热闹。他是心里放不下那些问题。放不下教育，放不下科研，放不下“我们怎么培养出能独立思考的人”。 这就是后来被人称为“钱学森之问”的事。 那时他已经九十多岁了。腿不好，站不起来，靠着圆形的步行器慢慢挪。后来连这个也挪不了了，干脆卧床。他不喜欢住院，总问：“我什么时候可以出院？”每次去301医院检查，他都要和蒋英告别。蒋英比他小几岁，可那时也病得不轻了。两人有时一个住301，一个住306。医生去看他，他第一句话总是：“蒋英怎么样？”换边去看蒋英，蒋英问的也一样：“他怎么样？” 年纪大了，耳朵不好使，医生说话得贴着耳朵吼。他们俩说话更有趣，一个说北京天气干，另一个回“昨天的电视节目挺热闹”。两条平行线似的聊天，谁也不走对方的节奏，可气氛一点都不尴尬。那屋子里，有种说不清的温情，像旧式电话的盲音，持续地响着，没人挂断。 有一年冬天，他生了一场肺炎。体温刚升到三十七度，医生就不敢耽搁，把他送进医院。检查发现是吸入性肺炎，后面又牵扯到肾脏，情况越来越糟。医生用了呼吸机、输液、各种应急手段，他安静躺着，没吭声。等赵医生赶来探望，他还戴着氧气面罩，眼神清醒，像是在默默和自己说话。 钱学森去世那天，没有遗言。他不是那种临终要安排千言万语的人。 他的安静，不是放下，而是“没必要了”。他的很多话早已写在几十年的工作里，那些火箭，那些系统工程，那些信件里头，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