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真宗赵恒病重，皇后刘娥陪伴在他身边，帮忙处理事务。朝臣们大惊失色，纷纷上书劝谏，都害怕宫中那则预言成真。 宋真宗赵恒的身体垮得并不突然。这位缔造了 “咸平之治” 的帝王，晚年却深陷在自导自演的 “天书运动” 中无法自拔。 从景德五年（1008 年）开始，宋真宗沉迷于封禅泰山、祭祀汾阴的盛典，频繁的出巡和仪式耗尽了国库，也掏空了他的身体。 到天禧年间，这位曾经风度翩翩的帝王已变得形容枯槁，头晕目眩的旧疾愈发严重，常常在朝会上突然失语，甚至分不清左右大臣。 皇帝病重，朝政总得有人主持。赵恒的几个儿子中，长子赵祐早夭，六子赵受益（后来的宋仁宗）才刚满八岁，根本无法亲政。 在宗法制度下，皇后刘娥顺理成章地走到了权力中心。但这位皇后的出身，从一开始就让士大夫们如鲠在喉。 刘娥的人生堪称传奇。她本是蜀地孤女，十三岁时跟着银匠丈夫龚美流落开封，因歌声婉转被当时还是太子的赵恒看中 这段 “蜀姬入宫” 的经历成了她永远的污点，大臣们总觉得这个出身卑微的女人会像唐代的武则天一样祸乱朝纲。 但刘娥绝非寻常女子，她蛰伏多年，通读史书，练就了过人的政治智慧。赵恒晚年神志不清时，常常对着奏折发呆，只有刘娥能准确复述他往日的政治主张，甚至提出更妥帖的处理方案。 天禧二年（1018 年），宋真宗的病情加重，开始出现记忆混乱的症状。 一次朝会上，宋真宗突然指着一个大臣问：“你怎么还在这里？朕不是让你去洛阳了吗？” 满朝文武面面相觑，还是刘娥从屏风后走出，轻声提醒：“官家记错了，这是您昨天刚任命的集贤殿大学士。” 这场尴尬的闹剧让朝臣们意识到，皇帝已经无法正常处理政务，而皇后的权力正在悄然膨胀。 随着宋真宗病情反复，刘娥处理的政务越来越多。她在福宁殿偏殿设立了 “听政处”，每天清晨召集枢密院、中书省的大臣议事，将处理意见整理成册后呈给赵恒过目。 大多数时候，病榻上的宋真宗只会虚弱地点头，这种 “二圣临朝” 的局面，让朝中大臣们坐立难安。 “当有女主昌” 的预言不知起于何时，却在天禧三年冬天突然传遍了开封城。 北宋士大夫对 “女主干政” 有着深入骨髓的警惕。他们熟读唐史，对武则天称帝的往事记忆犹新，更担忧本朝重蹈覆辙。 更让大臣们恐慌的是刘娥培植私人势力的举动，她提拔自己的前夫龚美（已改姓刘）为马军都虞候，又将亲信钱惟演安插在枢密院。 这些人事变动让老臣寇准忍无可忍，这位曾在澶渊之盟中立下大功的宰相，在朝堂上公开质问：“皇后外戚岂可掌禁军？唐之祸乱，皆由此始！” 面对朝臣的集体发难，刘娥展现出了惊人的政治手腕。她没有直接反驳，而是借着赵恒病情稍有好转的机会，提议让太子在资善堂听政，由大臣们轮流辅导。 这个提议既符合 “国本为重” 的原则，又巧妙地将自己定位为 “辅佐太子的母后”，堵住了悠悠众口。 宋真宗恒当即同意，还特意下旨：“凡太子听政之所，皇后可同坐观之。” 但朝臣们并未放松警惕，寇准秘密晋见宋真宗，趁他清醒时恳请：“陛下春秋已高，当早立太子监国，择方正大臣辅之，以防内宫干政。” 病中的宋真宗或许是出于对刘娥权势的隐忧，或许只是本能地信任这位老臣，竟点头同意了。寇准连夜联络翰林学士杨亿草拟诏书，准备拥立太子亲政，将刘娥排除在权力中心之外。 这场密谋却因寇准酒后失言而泄露。刘娥得知消息后，连夜跪在赵恒床前哭诉：“官家若信寇准之言，臣妾唯有一死以证清白！” 病榻上的宋真宗在刘娥的眼泪攻势下连连道歉，甚至下诏斥责寇准，不久后寇准被罢去相位，贬为道州司马，这场权力斗争以刘娥的胜利暂告段落。 寇准被贬后，朝堂上形成了两大阵营：以刘娥、枢密使丁谓为首的 “后党”，和以宰相李迪、太子宾客王曾为首的 “帝党”。 双方围绕着皇帝的病情和朝政主导权展开了激烈博弈，而那句 “女主昌” 的预言，成了双方互相攻击的武器。 乾兴元年（1022 年）二月十九日，宋真宗赵恒在福宁殿驾崩，临终前，他留下遗诏，让刘娥的辅政地位合法化。 刘娥临朝称制后，废除了真宗晚年的天书祭祀，停止修建宫殿，减免赋税，这些举措赢得了民心。她还多次在朝堂上强调：“吾无武后之志，唯愿辅佐太子成人。” 1033年，刘娥病重，临终前她几次拉扯身上的衣服。 仁宗询问大臣原因，参知政事薛奎解释：“太后是不愿穿着天子之服见先帝于地下啊。” 仁宗恍然大悟，连忙命人给刘娥换上皇后礼服入殓。这位历经风浪的传奇女性，最终以皇后的身份走完了一生，没有让 “女主昌” 的预言演变成武则天式的结局。 刘娥辅政的这段历史，在北宋士大夫笔下一直充满争议。《宋史》既肯定她 “有吕武之才，无吕武之恶”，又批评她 “重用外戚，擅权过甚”。 不过客观来看，在真宗晚年政局混乱、仁宗年幼的特殊时期，刘娥的稳定作用不可替代。她遏制了党争，整顿了吏治，为 “仁宗盛治” 奠定了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