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次，耿飚走在北平大街上，无意之中回头一看，发现只有一个特务跟着他，这下他纳闷了，因为在平时，都是有两个特务跟着他，现在怎么只剩下一个人了？ 1946年的北平城，国共两党明争暗斗。身为军调部中共代表团副参谋长的耿飚，习惯了被两个特务跟踪监视。这天走在街头，他却发现身后只有一个特务。这个异常引起了他的好奇，谁知道这个简单的疑问，竟然引出了一桩重大的政治事件。 1946年初的北平，政治气氛紧张得像要炸开的气球。叶剑英作为”军调处执行部”的中共代表来到北平，耿飚担任中共方面交通处处长、副参谋长，与叶剑英共事。耿飚随代表团住在北京饭店，而叶剑英则住在东华门附近的翠明庄。这个时候的国共两党，表面上还在谈判桌上你来我往，暗地里却早就剑拔弩张。 对于共产党这边的人，国民党可是下了血本监视。为了监视我方人员，国民党派特务密布在饭店门口和一层、二层的走道内，连汽车司机也大都由特务充任。耿飚这个级别的干部，更是重点监控对象。平时他出门，身后总有两个特务如影随形，就连散步看电影都不例外。 这两个特务耿飚都熟悉，其中一个二十多岁，高高的个头，眼睛总是四处张望，显得很机灵。起初就是他一个人负责盯梢，后来把耿飚给跟丢了，上级才又派了一个人来帮忙。时间长了，耿飚对这两个人也摸清了底细，有时候碰面还会主动打招呼。 有一次看电影，耿飚干脆多买了两张票，对特务说：别在外面等着，一起进去看电影嘛。两个特务被这个举动搞得措手不及，一边接过票连声道谢，一边不好意思地说是奉命行事。这种”和谐”的监视关系，在当时还挺有意思的。 就在这样一个平常的下午，耿飚照常走在北平的大街上。走了一段路后，职业敏感让他习惯性地回头看了一眼，这一看不要紧，发现今天只有一个特务跟着，而不是平时的两个人。这下他纳闷了，那个高个子特务在，另一个人哪去了？ 耿飚脑子转得快，直接走到特务面前问道：你那个兄弟呢？今天怎么没有来？特务愣了一下才回答：他打摆子了，正在家里躺着呢。耿飚接着问：他住在哪里，我去看看他。特务以为他只是客套话，就随口说了句在北京饭店后面，也没说详细地址。 一般人听了可能也就过去了，但耿飚不是一般人。他当过多年几乎囊括各级建制单位的参谋长，每次战斗、战役开始前，都要派出侦察兵将敌情了解透，所以养成了调查研究的习惯。第二天晚上，耿飚真的提着点心和药品上门了。 生病的特务看到耿飚真的来了，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感动地说：还是你们有良心，就连自己人都没有来看过我。三个人就这样在昏暗的房间里聊起了家常，气氛越来越轻松。 在闲谈中，耿飚旁敲侧击地了解到了不少内部情况，比如谁负责盯梢李克农，谁负责罗瑞卿等等。当耿飚装作漫不经心地问起叶剑英的情况时，特务小声说道：那就不是只是派人盯梢了。接着又补充：像这种安装窃听器的技术，我也不懂，这是有专人负责的。 这下耿飚心里有数了。回去后，他立即把这个重要情报报告给了李克农。果然几人到叶剑英的住处一检查，还真的发现了窃听器。黄镇拍了拍耿飚的肩膀说：老耿，你真行呀！特务都给你提供情报。叶剑英把国民党代表约到翠明庄来，耿飚当场掀开地毯，挖出窃听器，使国民党代表十分尴尬。 这件事成了国民党破坏和谈的重要证据，也让周恩来对耿飚刮目相看，觉得他是个搞外交工作的好手。果然，1950年初，党中央调耿飚到外交部工作，开始了他长达20多年的外交生涯。 他先后担任中国驻瑞典王国大使兼驻丹麦、芬兰公使，驻巴基斯坦大使，外交部党委委员、副部长，驻缅甸、阿尔巴尼亚大使等职。在外交战线上，他继续发扬敢说真话的品格。毛主席看了他关于阿尔巴尼亚援助问题的报告后说：“耿飚敢说真话，反映真实情况，是个好大使。” 1978年，耿飚担任国务院副总理，1979年起兼任中央军委常委、秘书长，成为新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位没有授予解放军军衔的国防部长。2000年6月23日，这位传奇人物在北京逝世，享年91岁。 从水口山的童工到共和国副总理，从北平街头的巧妙周旋到外交舞台的纵横捭阖，耿飚用一生诠释了什么叫敢于担当。那次看似偶然的探病，体现的是一个共产党人的人格魅力和政治智慧。你觉得在那个特殊年代，这种”以人为本”的做法能起到多大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