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157年，汉文帝刘恒知道自己时日不多了，他在弥留之际提了个奇怪的要求，他说：“我节俭了一辈子，死后也不想成为百姓的拖累。 当我们回看文帝的一生，这个看似“反常”的临终要求，其实有着贯穿其生命始终的清晰脉络，他不是在生命的最后关头才心血来潮要做个节俭的样子。 文帝刘恒的继位本身就充满了某种特殊的传奇色彩。他并非生长于长安宫廷的喧嚣与争夺中心，而是在遥远的代地默默度过了漫长的藩王岁月。 代国并不算富庶繁盛的地方，边境的风霜、相对困窘的环境，以及并非最核心权力边缘的位置，都使得这位皇子很早就习惯了一种朴素的、远离宫廷奢华的生活作风。 这漫长的“边缘化”成长经历，与其说是挫折，不如说成了一种独特的塑造——一种对权力浮华本质的深刻洞察与内心警惕的基石。 即便在被拥立为帝、入住未央宫之后，文帝也丝毫没有改变他那近乎苛刻的对自身的要求，以及那份深深植根于内心的与平民共情的本能。他不尚奢华，也警惕着身边一切可能导致奢侈的苗头。 他所宠爱的慎夫人，宫中地位仅次于窦皇后，文帝却严格约束她的衣着，规定她所穿的长裙裙摆绝不允许拖到地面，宫中所用的帷帐，一律不准用精美的刺绣，也不准点缀华丽的纹饰。 作为天下之主的最高统治者，仅仅是为了“以俭率下”，给天下的官吏和百姓率先做出最真实的节俭表率。这是一种极其清醒而自控的力量。 他对自身欲望的刻意克制，绝非源自于吝啬，其深层动因来自一种更宏大的政治哲学：他认为统治者的简朴克制能有效缓解底层民众沉重的负担，从而从根本上稳固国家的根基。 文帝非常清楚，皇家乃至整个官僚阶层的奢华消耗，无一不来自于对农民的血汗收刮。他的节俭本质上是对“不与民争利”这一根本政治思想的艰难恪守和具体实践。 文帝二十三年苦心孤诣的“无为而治”的黄老思想主导下的统治策略，其核心实质并非消极逃避或无所作为，而是通过减损上层的巨大花销，尽量减少朝廷对民间财富的过度掠夺和对农耕生产的强行干扰，给社会、给底层以宝贵的自我恢复空间和时间。 他的节俭，是那个历史节点下，对帝国存续至关重要的“休养生息”国策中最核心的部分，也是最艰难、最需要自律去实践的部分。他的个人实践，已然成为推动国家复苏的重要历史力量。 所以，当公元前157年七月那个酷热的夏日，文帝预感到生命即将流逝殆尽，他发出那份著名的《遗诏》时，所有的内容不过是其一生信念最后的、最庄重的表达与加固，绝非临时起意的戏剧表演，更非为了身后名的精心修饰。 《史记》和《汉书》都完整地记录了这份遗诏的内容，其中所蕴含的巨大反差与非凡勇气，即使在两千年后读来，仍令人心头震动。 他郑重其事地嘱咐着：死后所用的丧葬礼仪必须降至最低限度！出殡的日期要短，民众的哭悼不许过长；送葬的百姓不许赤脚；裹缠丧服所用的麻布不能超过三寸；不要组织大量百姓专门聚集到宫殿里来举哀哭丧；民间在哀悼期间照常准许进行嫁娶、饮酒吃肉等日常生活；负责丧礼的宗室、官员，一律不必抛家舍业地赶来长安哭丧；丧期也不允许因为丧事禁止民众进行祭祀或者饮酒食肉。 更具体也更令朝臣感到惊愕的是对身后器物仪仗的极致规定……诏书内的细节几乎事无巨细，每一条都指向唯一的目标——尽最大可能节俭，不让国家与百姓被一个皇帝的葬礼拖累。 这份临终的坚持，无疑取得了它的效果。文帝的继承人景帝刘启，在其执政的十余年间基本遵循了父亲的道路和治国思想。父子两代持续的“休养生息”，如春夜细雨般缓慢却深刻地滋润着帝国。 国库日益充盈，民间的富庶和平景象逐渐显现——史家赞颂的“文景之治”盛世局面，其最深厚的地基，正来源于此：最高统治者以近乎苛待自身的方式，将资源源源不断地回流到社会的根基层面，使社会整体获得了宝贵的恢复与发展空间。 素材来源：1.11.21.31.41.51.61.71.81.91.101.111.121.131.141.15汉）司马迁. 史记·卷十·孝文本纪[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4: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