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死后留下的家产多达4000多万两银子，可到了1953年，身为李鸿章孙子的李子嘉居然被活活饿死了，只落得个破草席潦潦下葬，死前连一碗白粥都没喝不上..... 作为李鸿章次子李经方55岁所得之子，1910年出生的李子嘉是混血儿，生母为英国人，从小接受双语教育，英文名“乔治”。 父亲去世后，他与兄长平分家产，仅他个人所得就包括1.3万亩良田、芜湖及上海多处房产，每月还能从银行固定支取500银元零花——这笔钱在20世纪初足够买9000斤大米或12座北京四合院，而普通工人月薪不过2到4银元。 理论上他躺着花钱一辈子也耗不尽这些资源，可偏偏他的人生轨迹拐向了深渊。 李子嘉的堕落始于摆脱管束后的纵欲。父亲李经方在世时尚能压制其劣性，有记载称他曾因逛青楼被父亲持戒尺当众拖回家痛打。 但李经方病逝后，年仅17岁的李子嘉彻底失控，将“自由”理解为肆意妄为。他常年流连芜湖三街、集益里的风月场，甚至染上梅毒导致下肢溃烂，需仆人抬轿才能出行。 为讨青楼花魁欢心，他豪掷千金为其赎身，专配三名厨师、五名男仆伺候，更养六条大狗招摇过市。赌场成为另一销金窟，他逢赌必输却毫不心疼，田契房契直接押上赌桌，最多一次输掉整条街的房产。 当变卖家产仍难填欲壑时，李子嘉曾有过两次自救尝试，却都因心性顽劣失败。 先是效仿祖父买官，将李家花园和军装献给军官谋取团长职位，被兄长阻拦后作罢；后由母亲托关系在武汉救济分署谋得翻译职位，却因“李家少爷岂能伺候人”的念头，干了三个月便辞职。 至此他彻底斩断谋生之路，连母亲也寒心返英，众叛亲离下沦为乞丐。 1953年寒冬，穷途末路的李子嘉投水自尽未遂，被左宗棠之孙左巨生救起。讽刺的是，这位救命恩人同样穷困潦倒，二人只能靠稀粥度日。 因无钱医治落水引发的风寒，李子嘉高烧死于茅屋，草席裹尸入土，终年43岁。从云端到沟渠，他亲手败光亿万家财只用了二十余年。 回溯这场悲剧，根源远早于财富挥霍本身。李子嘉成长中充斥着教育错位：父亲晚年得子过度溺爱，西式教育仅授语言技能却未培育人格，母亲管束简单粗暴终致母子决裂。 更关键是价值观的彻底真空——他从未理解财富创造的意义，视金山银山为天降特权，将“李府少爷”身份当作拒绝成长的护身符。这种寄生心态在赌场表现最赤裸：输掉祖产毫不痛心，因“钱是爷爷给的”。 耐人寻味的是，与李家同时期的曾国藩家族形成残酷对比。曾国藩临终遗产仅一万两，不及李鸿章四百分之一，且严令子孙勤俭。结果曾家八代未出败家子，而李鸿章血脉至孙辈即彻底崩塌。 晚清名臣林则徐的箴言恰成注脚：“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增其过。” 所谓“益增其过”，在李子嘉身上具象为赌场狂笑、病榻奢靡、拒绝谋生的每一个选择。 李子嘉的结局常被简化为“败家子”的笑谈，但更深层警示在于财富传承的双刃剑效应。当资产远超生存所需时，金钱极易异化成麻醉剂，消解人的生存本能与社会价值。 尤其乱世之中，土地房产可被抄没，银元会贬值，惟有人格独立与生存能力才是真正的压舱石。李鸿章为子孙建起金玉围城，却忘了教会他们城门失火时如何走路逃生。这份缺失，比四千两白银的消散更值得后世戒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