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连生4女的董竹君，为了让丈夫有个儿子，冒险怀第5胎，谁知，丈夫见她爱吃辣椒，就扯着她的头发，说：“又是一个赔钱的！” 1900年，董竹君出生于四川一个贫寒家庭，父亲早逝，母亲无力支撑家庭，为了给父亲治病，她在十三岁那年被卖入上海的“长三堂子”卖唱，青楼并非温柔乡，对于年幼的她来说，是命运最早的冷酷考验，然而在这艰难环境中，她并没有被压垮，反而诞生了对知识与自由的渴望，她偷偷阅读客人遗落的画报，听人聊天时记下新词，她知道，世界很大，绝不能困死于眼前的幽暗厅堂。 命运的转机出现在她十四岁那年，她结识了当时活跃在上海的革命党人夏之时，这位四川军官在动荡年代中有着一份理想主义的热血，他被董竹君的才气与坚韧所打动，提出要将她赎出，面对这突如其来的解脱机会，董竹君没有表现出一丝依附，而是提出了三个条件：要明媒正娶，要婚后留学日本，要夫妻之间平等共处，这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几乎是一种叛逆，但她不是在寻求施舍，而是在为自己的未来争取尊严，这些条件最终被接受，她也由此开启了人生的第二段旅程。 婚后，董竹君如愿前往日本深造，进入东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学习，在那里，她不仅学习现代教育理论，也接触到西方女权思潮，她白天上课，晚上照顾刚出生的女儿，生活艰辛却充满希望，她在那里第一次感受到什么是“可以自由呼吸的生活”，1917年，学成归国，她带着先进的教育理念和对未来的憧憬，随丈夫回到四川。 然而，现实很快击碎了她的理想，回到成都后，她步入夏家大院，那座她曾亲手参与设计的宅邸并未成为她梦想中的家园，家族对“下江人”的偏见、对她青楼出身的轻蔑，以及对现代女性观念的排斥，构成了精神的围墙，更严重的是，丈夫的态度发生了急剧转变，他沉迷鸦片，愈发暴躁，对她的学识与见解嗤之以鼻，她连续生下四个女儿后，夏家上下的冷眼与指责愈演愈烈，她开始被指责为“不祥之人”，甚至在怀第五胎时，被迫服用所谓的“转胎药”，腹上被画符焚香，只为求得男嗣，这些荒诞的做法不仅违背了科学，也彻底践踏了她的尊严。 1925年冬，董竹君第五次临盆，胎位不正，生产异常艰难，接生婆几度准备放弃，在生死边缘挣扎数个时辰后，她终于诞下一名男婴，然而，她的痛苦并未就此停止，产后仅数日，孩子便被过继给丈夫最宠爱的姨太太抚养，理由是“那边没有儿子”，明明是她用命换回的孩子，却被无情夺走，她只能卧在床上，默然承受这一切。 更令她无法忍受的，是丈夫对女儿们教育的粗暴干预，夏之时坚信“女子无才便是德”，拒绝让女儿上学，认为那是浪费钱，而董竹君深知知识改变命运的重要性，她偷偷请先生来家中教书，安排孩子们在丈夫不在时学习，她甚至带着女儿们出门听演讲，哪怕孩子年幼听不懂，她也要让她们感受到外面世界的气息。 终于，矛盾在1928年彻底爆发，大女儿在学校与男同学正常交往，被父亲发现后，竟被威胁“要么自尽，要么离家”，董竹君挺身而出，却换来丈夫的一记耳光，这一掌，不仅打碎了她的幻想，也彻底斩断了她对婚姻的最后一丝留恋，第二天，她正式提出离婚，决意带着四个女儿离开这个家。 1929年春，董竹君净身出户，带着四个年幼的女儿，登上开往上海的轮船，口袋里只有几十块钱，前途未卜，她没有哭泣，也没有回头，她相信，只要还能行动，就能改变命运，初到上海，她靠摆摊卖小吃维生，日子清苦，常常一条街走到底也卖不出几份食物，女儿们跟她一起拣菜、洗碗、搬货，母女五人相依为命。 几年后，她积攒些微本钱，开设了一家小型纱管厂，不久即遭战火摧毁，她一度陷入绝境，正当她几近绝望之际，四川一位将领的采购员借给她2000元，支持她重启事业，1935年，她在法租界创办“锦江川菜馆”，以家乡锦江命名，寄托对故土的情感，餐馆以地道川菜、整洁环境、使用卫生筷而迅速走红，她又陆续拓展出锦江茶室、锦江饭店，成为上海滩赫赫有名的女企业家。 锦江饭店并不仅仅是她商业成就的象征，更是一个特殊年代的隐秘堡垒，在抗战与解放前夕，这里成为中共地下党的秘密联络点，她利用自身与各界人士的交往掩护了无数革命者，新中国成立后，她主动将市值15万美元的锦江产业全部上交国家，用实际行动表达自己的信仰与信念。 董竹君的一生，是从社会最底层一步步走到国家建设前沿的过程，她经历过青楼的屈辱、婚姻的窒息、生产的生死考验，也经历过创业的艰辛与孤独，但她从未放弃过对知识的追求、对子女的教育、对女性尊严的捍卫，也从未停止过对社会公义的承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