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弥留之际的邓稼先向中央提出一份建议书，指出世界上的核弹理论水平接近极限，接下来重点可能不在大型核武器身上！为了让国家不再落后于人，他联合于敏向中央表达了自己的看法。
1986年，邓稼先躺在病床上，身体已经被辐射折磨得不成样子，可他脑子里想的还是国家的核事业。他意识到，核弹这东西，理论上已经快到头了，再搞下去不过是堆砌威力，不如把精力转向新方向。为了不让中国落后，他拉上于敏，联名写了一份建议书递到中央。 邓稼先这人，真不是一般的牛。1924年他出生在安徽怀宁，家里条件不错，从小就聪明得不行。1945年，他在西南联大物理系毕业，那会儿正值抗战末期，全国乱哄哄的，他却一门心思钻研学问。毕业后，他跑去美国普渡大学读博士，1948年到1950年，短短两年就拿下学位。要知道，那时候在美国混得好好的，他完全可以留下享福，但他没犹豫，1950年就回国了。 回国后，他先在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干活，后来1958年被调去搞核武器。那时候中国穷得叮当响，技术也落后，邓稼先带着一帮人，硬是在罗布泊那片荒漠里啃下了原子弹这块硬骨头。1964年，第一颗原子弹炸了，举国振奋。没歇口气，他又扑到氢弹项目上，1967年氢弹也成了。他不是光动嘴皮子的人，常年泡在试验场，辐射这东西躲不掉，他的身体也慢慢垮了。到了1986年，他已经病入膏肓，可他还在想着国家的事儿。
1986年，邓稼先住进医院，情况越来越糟，但他脑子还清醒得很。当时国际上核技术啥样？他看得清楚：核弹的理论水平已经到顶了，美国苏联都在比谁的当量更大，可这路子走不远。他觉得，未来的核事业，得靠实验室模拟和小规模试验技术，既省钱又高效，还能跟上国际步伐。为了让中国不掉队，他口述了一份建议书，让助手记下来，送到于敏那儿。 于敏是谁？也是核武器的大牛，当时身体比邓稼先好些。他拿到建议书一看，觉得太有道理了。俩人一合计，把内容捋顺，正式联名上书。建议书里讲得很明白：核弹这玩意儿，威力再大也有极限，咱得把资源投到新技术上，比如用计算机模拟核试验，或者搞小型试验，这样才能弯道超车。别看这建议听着简单，背后是邓稼先对国际趋势的洞察和对中国现状的焦虑。他知道，中央要是不重视，核事业可能就卡住了。 这份建议书不长，但分量重。它不是随便拍脑袋想的，而是基于邓稼先几十年的经验和对世界局势的判断。那时候，中国刚搞出“两弹”，底子薄，国际上还被封锁，能有这种前瞻性，真的不容易。邓稼先在病床上想的，不是自己活多久，而是国家能走多远。
建议书送上去后，中央没含糊，很快就批了。高层意识到，邓稼先说得对，核事业不能老盯着大炸弹，得换思路。于是，科研方向开始调整，实验室模拟技术成了重点。啥叫实验室模拟？简单说，就是用计算机算出核爆效果，不用真炸，既安全又省钱。小型核试验也陆续上马，虽然次数不多，但技术含量高，帮中国攒了不少经验。 到1996年，中国宣布暂停所有核试验。这不是退步，而是升级。有了模拟技术，实地炸弹的必要性下降，中国核事业从“造大炮”转向“练内功”。这步棋，跟邓稼先当年的建议完全吻合。他的眼光，硬是领先了十年。更牛的是，这方向让中国在国际上没掉队，甚至在某些领域还占了先机。 可惜，邓稼先没看到这些。1986年7月29日，他在医院去世，年仅62岁。辐射害得他满身病痛，走的时候挺惨，但他没白活。1999年，国家追授他“两弹一星”功勋奖章，算是对他一生的肯定。于敏呢，后来还健在，继续为核事业出力，但那份建议书，始终是俩人共同的遗产。邓稼先用命换来的远见，成了中国核技术的拐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