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一个84岁的老太太来到政府接待处，对工作人员说：“我要捐款24亿！”她是什么人？哪来的这么多钱？ 1984年，北京市政府接待处迎来了一位衣着朴素的老人，她走进大厅时步履虽缓，却神情坚定。 工作人员原本以为她是前来反映生活困难的，直到她从布包里取出几份文件，开口提出要向国家捐赠二十四亿元人民币，在那个普通人月工资不过几十元的年代，这个数字如同天外来音，令在场所有人震惊。 这位老人名叫耿维馥，时年八十四岁，在她身上，看不到与巨额财富相关的任何痕迹，她住在一座老旧胡同的砖瓦房里，每日用竹扫帚清理街道，用微薄的收入维持生活。 在人们眼中，她是个再普通不过的清洁工，可就是这样一个人，却拥有堪比国库的巨款，并愿意将大部分无偿捐出，世人不解她的身份，更不解这笔钱从何而来。 时间倒回几十年前，耿维馥出生于1900年沈阳的一个殷实家庭，她从小接受私塾教育，是当地少有的识字女孩，二十岁出头，经人介绍，她嫁给了一位名叫赵欣伯的寡居男子。 赵欣伯是留日归国的法律人才，当时前景被人看好，婚后耿维馥跟随丈夫前往日本生活，操持家务，照顾家庭，默默地支持着丈夫的事业，几年后，他们育有一子，家庭看似平静安稳。 可惜好景不长，赵欣伯在日本与军政界逐渐建立起联系，思想也开始悄然转变，1926年他携妻儿返回中国，在东北迅速跻身政界，“九一八”事变之后，他投身于伪满洲国政权，先后担任伪市长、伪法院长等要职。 他利用职权大肆聚敛财物，将东京多处地皮、高档房产及企业股份均登记在耿维馥名下，尽管丈夫声名日隆，耿维馥心中却早已难以苟同，对她而言，那些用同胞苦难换来的财富，并非荣耀，而是一种沉重的罪证。 1945年日本投降，赵欣伯作为通敌者被捕入狱，最终于1951年死于狱中，耿维馥此后改回本名，带着儿子搬回北京，远离昔日的荣华，她主动与过往割裂，宁愿在胡同里扫街为生，也不愿与那段历史再有瓜葛，在她心中，那些钱是丈夫的原罪，是不能碰的。 时间来到1963年，日本警方破获了一起涉外地产案件，发现部分土地属赵欣伯名下，但因无人认领引起关注，经多方辗转，日本侨界代表找到中国政府，希望协助确定合法继承人。 政府通过国侨办找到耿维馥，向她说明相关情况，并承诺只要产权属实，不会株连责任，当时，中国与日本尚未正式建交，跨国财产主张困难重重。 更复杂的是，得知消息后，陆续有人冒充耿维馥，或称其养子养女，伪造证明，意图夺取巨额遗产，种种干扰让这场官司持续了整整二十年。 耿维馥本人在这期间并未亲赴日本，而是委托律师提交证据，她的儿子早年在东京治眼疾的医疗记录成为关键材料，专家比对地契上的签名墨迹、翻查伪满时期的官方文件，最终确认其继承权属实，1984年9月，日本法院正式裁定将财产归还于她。 这笔钱相当于二十四亿，是她从未想象过的数字，面对突如其来的巨大财富，耿维馥没有动摇，也没有沉溺于所谓晚年的享福。 她回想起丈夫当年作为伪政权高官，对国家与人民造成的伤害，觉得自己不能也不该留住这些钱，在认真权衡后，她决定将其中绝大部分捐赠国家，作为补偿，也作为一种精神救赎。 她将二十四亿全数上交，只留下少部分资助儿孙生活，此举一经报道，舆论哗然，媒体纷纷聚焦这位“无名英雄”的过往，但她本人始终低调，谢绝采访，也不愿为此接受表彰，她的生活方式几乎未曾改变，仍居老屋，偶尔种花泡茶，自得其乐。 她用一生的坚守告诉世人，真正的清白，不是洗净过去的污点，而是在尘埃中坚持正直，那份二十四亿的捐赠，是她留给国家的财富，也是她写下的历史注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