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12月，日本战犯中野久勇谎称上厕所，在路过办公室时，突然跑进去，推开后窗户跳到了屋外，最后撬开了墙上的铁丝网越狱了。
中野久勇是日本特高课的老牌特务，曾任上海崇明宪兵队特高课长。在其驻防崇明岛期间，与日本宪兵队配合，抓捕了大量游击队员和抗日志士，而且其手段十分毒辣。
他们抓到人，先是一番严刑拷打，得不到想要的信息，就将被捕者绑缚石头，沉入长江，以此毁尸灭迹，但随着江水退潮，岸边的遗骸显现，记录下日军的累累罪行。
1940年7月30日，崇明岛发生大烧杀事件，1400所房屋被烧毁，数百名无辜百姓被杀，这起事件的主谋之一，就是中野久勇，其手上沾满了中国人的鲜血。
抗战胜利后，经崇明岛上的居民举报，中野久勇被逮捕归案，关押在上海江湾战犯管理所。
被捕后的中野久勇自知罪孽深重，难逃一死，而当时并没有马上对其审判，因为相比之下，还有比其更加罪恶的战犯，如参与南京大屠杀的日军第六师团长谷寿夫，经审判后，于1947年4月被执行了死刑。
所以，中野久勇一直平安无事地被关到了1947年的12月，而在此期间，中野久勇一直想着逃跑，而他之所以有逃跑的想法，与当时的监狱环境也有一 定关系。
日军投降后，押解的犯人比较多，没有充足的监狱，看守人员也有限，监狱的管理也跟不上。
中野久勇所在的监狱，管理混乱，连统一的囚服也没有，关押的人员也是鱼龙混杂，有人穿军服，有人穿着自己的西装。
而监狱所谓的“高墙”，只是用铁丝网围了一圈，所以，监狱简陋，管理松懈，也为中野久勇提供了便利条件。
而他在逃跑前早早就踩好了点，1947年12月14日这晚，月黑风高，他装作痛苦万分的样子，说自己腹泻，要上厕所，看守见他脸色确实有些发白，看上去的确像是病了，便大发善心，还放松了警惕，让其独自前去。
这一下，中野久勇心里乐开了花，他在经过总务科办公室时，突然一头冲了进去，三步并作两步冲向窗户边，拉开窗户就跳了下去。
一跃而下后滚落到院中，随即用藏在身上的工具搞开铁丝网围墙，从缺口中钻了出去，之后便消失深夜中。
据资料显示，中野久勇并不是江湾监狱的第一个逃跑者，早在他越狱前半年，在押战犯池琦道成、杉山佐五郎就曾越狱逃走，不过都在一周后被抓了回来。
中野久勇越狱后，随即在崇明岛引发轩然大波，那些深受日军残害的民众，对此异常愤怒，后来老蒋也听说了此事。
老蒋怀疑有人受贿，刻意放跑战犯，于是下令将典狱长邹任之撤职查办，并要求国防部尽快将战犯缉拿归案。
然而令人诧异的是，上海军警搜捕了一番，也没发现中野久勇的影子，他像是人间蒸发了一样，踪迹全无。
那么，他去了哪里呢？
中野久勇在中国生活多年，对上海的大街小巷也相对熟悉，会说中国话，还会一点上海话，这为他的隐藏提供了条件。
逃出后，他先将自己身上的西装卖掉，换了一身长袍马褂，尽量让自己看上去像一个中国人。
接下来的日子，他便成了一名流浪者，白天走街串巷当乞丐，晚上就睡在上海北火车站候车室。
但当时天气寒冷，他衣衫单薄，没多久就被冻感冒了，为了治感冒，他用身上讨来的钱换取了一点粉末状的阿司匹林药剂。
在他前往嘉定投靠朋友时，遭遇了查验，检查人员把他随身携带的阿司匹林药粉误认为是“白粉”，身上又没有能证明身份的证件，于是，就把他当作吸毒人员抓了起来。
这样一来，中野久勇再度入狱，但他坚称证件遗失，而自己是从广东来的商人，名叫王寿章，但嘉定警察还是将他关押了起来。
说起来，这事也有点神奇，他先是被移送到上海淞沪警备司令部，被关了18天，后又被移送到地方法院，被关了28天，但一直没有暴露身份，而他所带的粉末也最终被证实是药品，最后他却被无罪释放了。
由于他被收监，所以，对于搜捕他的军警而言，就像是蒸发了一般。
那么，中野久勇到底有没有被抓回去呢？
被释放后，他也不敢到别处去了，老实呆在上海，为了生存，他只好去出卖苦力，在苏州河边上的乍浦路桥、老垃圾桥、新垃圾桥等处，专门给上坡的黄包车、三轮车等车夫推车，从而赚取点推车费。
据他后来供述，他一共推了11天，赚到的钱，除去吃饭，还买了两件衣服，晚上则睡在三角地小菜场。
后来负责搜捕中野久勇的军警推断，他肯定还在上海，于是，便投入便衣加大力度搜查。
终于有一名暗探发来报告，说在乍浦路桥有个推车的人，与中野久勇很像，于是，两名暗探乔装后前去查看，经比对之后，确认一名推车人就是中野久勇，最终，这名战犯再度被捕。
1948年2月28日，时隔两个半月后，中野久勇又被抓回监狱。为了防止他再次逃跑，这次被关进了设备完善的提篮桥监狱。
1948年4月8日，中野久勇被执行枪决，血债终究血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