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逝前一天，浦安修给杨尚昆写信诉说遗愿：老彭的传记就拜托您了 “1991年5月11日早晨七点，浦老师，您还有想说的事吗？”护士轻声询问。病床上的浦安修吃力地点头，示意把信纸递来。握笔的手微微颤抖，她在信首写下“尚昆同志亲鉴”七个字，墨迹却出奇地稳。 这一封信，她早就反复酝酿。她明白，自己与时日的拔河马上就要分出胜负，留给她的只剩几个呼吸，而那一部《彭德怀传》，仍停在厚厚的资料堆里。王新亭站在床尾，想劝她歇一会儿，却被她摆手止住，“老彭的一生要有人写清楚，这件事比留我多活两天更重要。”几句短短的话，让屋里几个人都红了眼圈。 时间拨回1938年金秋，延安窑洞里燃着松枝。三十岁的彭德怀脱下灰布军装，笨拙地把一枚银戒指套到浦安修手指上，“以后跟着我，要吃苦。”年轻的北平师大女生抿嘴一笑，“苦算什么，我读过《史记》，知道孟尝君、田横，这点风沙压不倒我。”那一刻，谁会想到二十多年后，他们会在一只梨子面前说出诀别。 抗战最艰难的岁月，他们几乎没有完整相守的日子。彭德怀东征西讨，浦安修在延安教书抄报，两人每月一封家书。彭总惯用公文腔，却在信里写下“夜雨潇潇，多念卿安”这样并不合辙押韵的诗句，显得笨，却暖。 新中国成立后，夫妻俩搬进北京挂甲屯的吴家花园。铁血将军偶尔也有闲情，一进门就摘下军帽，逗弄花盆里新冒的芽，“得空了咱种辣椒，照着家乡的味儿。”浦安修埋怨他不会养花，却偷偷记下辣椒种子的尺寸，准备春天去南菜园找。 风向在1959年庐山改变。彭德怀从会上带回的，不是掌声，而是沉重的批评。“这事怕要刮大风。”他只对妻子说了这七个字，然后把自己关进书房。浦安修的心开始摇摆，她听到走廊里不断有人议论，也看见老彭回家时嘴角那抹倔强的苦笑。几个月后，她被要求写思想汇报，黑色钢笔在纸上划出“划清界限”四个字，末了却又停顿良久。 1962年10月的那个下午成了转折。为了有见证人，杨献珍被请来。彭德怀削梨时一言不发，刀刃亮得扎眼。梨被分成两半，他推向浦安修，“信我，就别吃。”空气像凝住一般。浦安修终究咬下了那口梨，泪混着梨汁，酸得她咳嗽。彭德怀把另一半重重摔在地上，转身时肩膀僵硬得像石头。 此后，她向组织递交离婚申请。杨尚昆批道：“划清界限不必靠离婚。”周恩来回话更简练：“这是家事。”离婚手续最终悬而未决，却比判决书更冰冷。两人自此天各一方，联系几近断绝。 1974年9月，彭德怀肺癌晚期。有人悄悄问浦安修要不要去探望。“我怕他见了我更难受。”她在窗前站了一夜，天亮时对自己说：不去。多年之后回忆，她承认那是人生最大的一次退缩。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浦安修重新回到北师大。收到通知：中央将为彭德怀举行追悼会。她鼓足勇气，请求以夫人身份出席，立刻遭到彭魁梅等亲属反对，“你已经吃了那半个梨。”僵持数天，组织给出解释：法律流程未走完，她仍是名义上的夫人。悼词里那句“向彭德怀同志的夫人浦安修致以亲切慰问”，刺得她几乎站不稳，却也像一道赦令，允许她再次出现在老彭的世界。 悼礼之后，她去医院看望杨献珍。老人刚做完手术，虚弱却还是打趣：“你当年要是没吃那口梨，我省下多少力气。”浦安修垂头：“老彭是对的，我错了。”一句话说完，屋里只剩吸氧机的呜呜声。 从那时起，她把全部心思挪到资料室。砖头厚的笔记本摞满半面墙，红蓝铅笔划得密密麻麻。《彭德怀军事文选》一稿三审，她常常校到深夜，看到“百团大战”几个字就会停下，望着窗外发呆。有人埋怨她过于苛刻，她仅回答：“我要对历史负责，也得对他负责。” 组织一次性补发4.8万元，浦安修分文未留，按照遗嘱转给彭德怀的亲属和传记筹备组。朋友劝她留一部分养老，她笑说：“我这把年纪还在花公家的工资，够用了。”两千元捐给湘潭老家修桥铺路，她写信给村支书：“别立碑，只写‘乡亲自助’，就好。” 1991年的晚春，她的胃癌进入尾声。胃管拔了又插，依旧滴不进多少营养。医生建议镇痛，她谢绝，怕自己昏迷前忘记那封信尚未动笔。5月11日凌晨，她靠在枕头上完成信件，末尾写着：“老彭未竟之事，托您。”落款“浦安修 九一·五·一一”，字迹笔直。 第二天上午，她停止呼吸。杨尚昆接到信时，正召开会议。他在文件夹里发现那张写满铅字又被汗水浸出的信纸，沉默片刻，对秘书说：“传记，加急。” 六年后，《彭德怀传》正式出版。扉页上“彭德怀传”五个遒劲大字，由邓小平亲笔题写。首发式那天，彭魁梅翻到“夫人浦安修”几个字，默默合上书，“姑姑，您等到了。” 传记面世的掌声并不能消解所有遗憾，但至少让那一对在历史风尘中分梨的伴侣，再一次并肩站在书页里。有人问，这部书最大的价值是什么？我想，是它让后来人看见：在时代巨浪面前，再刚强的人也有柔情，再柔弱的人也能负起山峦般的重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