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刚刚走出草地，就有人送来40万斤粮食和2000斤盐，是谁给的？ “1935年9月17日清晨，连长，我闻到米饭味了！”通信兵石福生探头进来，声音沙哑却带着惊喜。就在前一天，部队还在茫茫草地里啃树皮嚼马草，许多人连说话的力气都快没有。谁能想到，刚迈出草地第一步，营地外就堆起了整整四十万斤粮和两千斤盐。 石福生没说错。九月的甘川边界，薄雾未散，粮垛像一排小山，咸味随着晨风钻进每一位红军战士的鼻腔。站在粮垛前，军委纵队参谋徐立清反复确认道：“这不是缴获，是送来的。”送粮人，自称卓尼土司府护卫队，为首者请红军代表速赴腊子口。 要弄清楚这桩“天降馅饼”，得把时间拨回到一个月前。8月21日，中央红军在毛儿盖分路，北线由林彪、聂荣臻率部，南线由朱德、周恩来掌旗，两路先后闯进阿坝草地。草地平均海拔三千五百米，昼夜温差巨大，红军的给养本已告急，进入草地后，情况更糟：带出的青稞面三天就见底，碱水泡干粮也无法解渴，部分部队索性把马匹宰了当补给。 彭德怀后来回忆：“敌人子弹不可怕，真把我们往死里逼的是饥饿。”张思德毒草中毒、韩练成背干粮累倒在沼泽，这些故事在行军途中口口相传。一个团出发时两千多人，跨出草地只剩千余，毙伤、掉队和饥饿一样都是死神的镰刀。 走出草地却不是胜利终点。那里北倚无人区，南临胡宗南追兵，唯有翻越岷山天险腊子口，才能与红四方面军会师。腊子口峡谷不过十里，两壁皆悬崖，形如瓶颈。蒋介石下令：鲁大昌、朱绍良务必抢占要津，实行坚壁清野，“让红军饿死在石头缝里”。一纸电文，经兰州电台发至卓尼。 卓尼，第十九任土司杨积庆正坐在扎尕那草坪上验收秋粮。对外他名义服从国民政府，对内却拥有独立调兵税粮、裁判诉讼的特权。接到朱绍良电报，他只用三个字回复：“遵命封堵。”然而暗地里，他却召集头人说：“与其帮人割喉，不如救人一命。” 杨积庆的底气来自卓尼多民族杂居的传统。上世纪二十年代，他曾被川军、马家军、藏军轮番敲榨，对各方嘴脸早有判断。红军宣传“平等自决、保护民族宗教”，这让他动心。1935年3月，他在若尔盖秘密会见先遣师联络员，立下口头诺：“但凡红军路过卓尼，不为难一人。” 于是，9月中旬，他做了三件事：第一，命工匠以最快速度修缮进腊子口的破木桥，撒上新铺的松木板；第二，动用土司府库存和部分寺院公粮，共筹四十万斤青稞、糌粑，小麦混装三千余袋；第三，开盐库，两千斤马蹄盐按每人二两发放。下人疑惑：土司这是自挖墙角？杨积庆只摆手：“帮的是老百姓的活命，也是卓尼的活路。” 当粮盐送到草地边缘时，红军先是警惕，后是惊愕，再是感激。运粮马帮一律解下武器，以示清白。警卫营长谢明把刀抽了一半又插回鞘，他说：“老乡，你们要价多少？”马锅头笑答：“不要价，只求别践踏庄稼。”一句玩笑，彼此隔阂少了大半。 前线攻腊子口迫在眉睫。林彪拿着补给清单向毛泽东汇报：“每人十斤，足够突围。”毛泽东沉吟片刻，只说一句：“天助自助者。”同日夜里，各团领粮完毕，战士们生火煮粥，不少人捧碗泪下。炊烟映着星光，那画面多年后仍留在幸存者脑海。 19日凌晨两点，突击任务下达：红四团为第一梯队，必须在48小时内打开缺口。杨成武当场表态：“给我们一碗菜汤也行，既然粮食到手，保证提前完成。”腊子口守军四个营、八挺机枪、三十一座暗堡，自认为固若金汤。谁也没算到，满血归来的红军悍不畏死。 攀崖、夺桥、夜袭，一切发生在六个小时内。鲁大昌仓皇弃阵，逃往卓尼方向，却在卓尼关外被挡了回来——挡他的正是杨积庆的哨骑。面对请求救援的国军师长，杨积庆只派人递过一封信：“长途路远，匆请自便。”鲁大昌恨得咬牙，却毫无办法。 腊子口告捷的第二天，缴获的十万斤粮和二千斤盐并未据为己有，而是集中分配给伤病员。此前40万斤补给近半已经消耗。可见，没有杨积庆的先期驰援，突击部队恐怕连步枪子弹都打不满。 再说杨积庆。他公开协助红军的事很快传到兰州。鲁大昌、朱绍良接连电诉南京，说卓尼土司“通匪”。蒋介石怒令罢职查办。可查办需要出兵，而马家军主力正忙于青海、西宁剿“叛番”，谁愿意替蒋委员长填这个坑？命令成了废纸。 1936年7月，红四方面军北上与中央纵队会合，再次途经卓尼。杨积庆如约再开仓，同步安排药材、布匹、酥油，护送两百多名因伤病掉队的红军赶赴甘谷。张国焘部的伙食官老马后来笑称：“卓尼是长征路上唯一可以‘两顿吃白面’的地方。”虽是玩笑，情真意切。 从1935年到1949年，杨积庆的处境并不舒适。国民党曾三次密令刺杀，他靠卓尼山高谷深躲了过去；马步芳试图断他茶马互市，他带人夜闯西宁交涉；外界风云诡谲，他得在汉、藏、回多方力量间周旋。面对家族内部“远离政治”的劝告，他回应：“救命之恩，比家产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