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两弹一星的功劳谁最大一般都认为是钱学森、于敏、邓稼先，其实不然，没有周总理就没有中国的两弹一星，实情如下:中央决定搞两弹一星后，周总理立即组成'两弹一星工作委员会”，总理自报奋勇担任主任（总指挥）。 在“两弹一星”工程的决策上，周总理无疑是核心人物，当时的中国面临着极为复杂的国际形势，尤其是来自美苏两国的核威胁。 1950年代，世界大国纷纷展开核武器竞赛，美国和苏联分别掌握了核武器和导弹技术，压制着中国的自主发展空间，在这种背景下，周总理迅速反应，亲自主持并推动了中国核武器和航天事业的独立发展。 周总理的决策眼光非常独到，面对国内外环境的严峻挑战，他提出了“自力更生”的战略，不仅要在核武器和导弹技术上赶超世界先进水平，更要依靠自主创新来打破大国的技术垄断。 周总理深知，只有拥有核武器，才能在国际上站稳脚跟，不再受制于他国的核威胁，因此，他坚定不移地推动了“两弹一星”计划的实施。 在这个过程中，周总理做了许多重要的决策和调度，比如，成立了“两弹一星工作委员会”，亲自担任总指挥，聂帅等军事和科技专家成为他的得力助手。 周总理还非常注重实际操作中的细节，亲自调度会议，解决科研人员、设备、场地等问题，他始终坚持“周到细致”的工作方针，要求每一个环节都要有完备的准备，以确保各项工作能够顺利开展。 周总理的领导不仅仅体现在决策上，还体现在他对科研人员的支持和保护上，面对科技资源的紧缺，特别是在苏联撤回援助后，中国的科研团队几乎处于孤立无援的状态。 然而，周总理坚持“自力更生”，没有依赖外部援助，而是激励科研人员通过自主研发解决技术难题。 1960年，苏联突然单方面撤回了所有在中国的核技术专家，并带走了重要资料，这一举动本应让中国的核武器计划陷入停滞，但周总理并没有因此而失望。 他果断决策，要求科研人员自己动手，力争在短期内实现核武器的研发，周总理的这一决策为中国核工业的发展注入了强心剂，科研团队没有被困难打垮，反而更加坚定了“自立自强”的信念。 与此同时，周总理明确指出，研发核武器不仅是技术问题，更是培养人才的过程，他鼓励科研人员既要学会操作技术，也要理解背后的理论原理，从而实现自主创新。 在这一指导思想下，中国的“两弹”研发团队一步一个脚印，逐渐突破了一个又一个技术难关，从原子弹的理论设计到氢弹的成功爆炸，中国仅用了短短两年多的时间，创下了全世界最短的核武器研发周期。 科研团队的努力最终得到了回报，1964年，中国成功试爆了第一颗原子弹，而在1967年，氢弹的试验也顺利完成。 周总理的领导，体现在决策层面的思考上，还体现在他对科研人员的支持和保护上，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的动荡时期，科研人员的生命安全和研究工作受到了极大的威胁。 当时，许多科学家被扣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遭遇了严重的迫害，这种情况如果不及时解决，“两弹一星”项目极有可能面临崩溃的风险。 为了保证科研工作的继续进行，周总理果断采取了措施，确保了科研人员的生命安全和工作稳定。 为了避免科研单位被破坏，周总理决定将“两弹一星”项目的科研人员转为军队编制，解放军在当时是全国人民的学习榜样，红卫兵没有能力与军队对抗，这一决定有效地保护了科研团队。 在这段时间里，周总理还特批了钱学森的少将军衔，虽然这在当时显得有些特殊，但这一举措无疑体现了周总理对科研人员的极大支持，也表明了他对整个科研团队的重要性。 周总理的保护措施不仅限于确保科研人员的安全，还在物质保障上给予了大力支持，在困难时期，科研人员每人每月的粮票得到了额外的保障，周总理特别批示增加到36斤，确保他们的工作不受生活困难的影响。 这样，科研人员能够专注于技术攻关，而不必为基本生活问题担忧，在周总理的调度下，“两弹一星”项目不仅在科研上取得了突破，也在团队的稳定性和士气上得到了有效保障。 周总理的这种全方位的调度和保障，确保了核武器研发的进程在外部干扰和内部困难的情况下依然能够持续推进，为中国最终成功研发“两弹一星”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周总理还对中国后来的科技与军事战略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他果敢而又稳健的领导下，中国不仅成功突破了核武器和导弹技术的封锁，更在国际舞台上展现了自己的技术实力。 周总理明确认识到，核武器是国家安全的保障，更是国家科技实力的象征，他在推动核武器研发的同时，也提出了发展航天技术的战略目标。 随着原子弹的成功爆炸，周总理立即要求加快氢弹的研发进度，并推动“东风”系列导弹的研制，通过这一系列战略部署，中国的核武器体系逐步成熟，导弹技术也在不断突破，逐步走向自主研发的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