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梅贻琦不顾学生们的苦苦挽留，毅然南渡，临走前，他说道:“我若留在大陆，就保护不了清华基金了，”5年后，梅贻琦儿子梅祖彦独自回国，而梅贻琦则前往海峡对岸创办新竹清华大学。 麻烦看官老爷们右上角点击一下“关注”，既方便您进行讨论和分享，又能给您带来不一样的参与感，感谢您的支持! 1949年12月，北平的冬天格外寒冷，清华园里弥漫着一种难以言说的沉重气息，梅贻琦已经在这座校园执教多年，师生之间的情感深厚，局势风云变幻，清华未来的不确定性摆在眼前。 作为校长，他必须做出选择，这一年，他带着清华的账册和重要资料离开北平，踏上了南渡的路。 他知道，如果继续留下，清华的庚子赔款基金可能会被动用，用在非教育之事，对他来说，这笔资金是清华存在的根，是维系一所大学学术水准与育人理想的关键。 这笔基金不是现金，而是由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托管的资产，只能动利息，用于支持教育事业，它的来源是美国退还的庚子赔款剩余，用于资助留学、购置设备、聘请师资。 梅贻琦清楚它的重要性，也知道如果不能守住，清华未来几十年的学术发展可能受到影响，他曾经参与基金的管理，更知道这笔钱的去向有多敏感。 他南下香港，再辗转赴美，在纽约担任华美协进社常务董事，继续为基金的管理奔走，他住的是简朴公寓，出行靠公交，收入不高，生活节俭。 与此同时，他的妻子韩咏华也在美国靠打零工维持家庭开支，从帽子工厂到医院护理岗位，样样做过。 到了1955年，他返回台湾，开始在新竹规划清华大学的重建工作，他考察地形，联系旧日师友，一点点落实校舍、课程、实验室的建设。 当时台湾的科研基础薄弱，要创办一所以理工科为主的大学难度极高，梅贻琦没有依靠外援，也没有动用基金的本金，而是继续坚持只用利息购置设备、招募教师。 为了节约开支，他甚至将自己的校长工资也捐了出去，清华大学原子科学研究所于1956年成立，成为台湾核能研究的起点。 与此同时，他的独子梅祖彦在美国完成了学业，他在伍斯特理工学院取得本科学位，随后在伊利诺理工学院读研究生，工作上也已小有所成。 但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发出召唤，号召留学生回国效力，他几经波折，经巴黎、香港转道回到大陆，最终在1954年进入清华大学水利系任教，研究水力机械，将所学技术用于国家水利工程建设。 彼时他年纪尚轻，却选择了一个不同寻常的道路，这一年，父亲正在台湾为新竹清华的建立奔忙，父子分处两地，一个在大陆投身科研，一个在台湾复建学府，却都将自己投身于教育与国家的发展中。 梅贻琦晚年时身体每况愈下，但仍坚持参与校内事务，他关心实验设备的购置，参与新聘教师的课程试讲，监督教学计划的拟定，他得了癌症，病情扩散，却从不怨言。 他对清华基金的管理极为严谨，不容挪用，即便台湾当局多次提出将基金用于非学术用途，他都一一回绝。 他在账册上字迹整齐清楚，每一笔资金的流向都记录得一清二楚，去世前，他随身带着的旧皮箱里装着基金的详细账本，没有私人物品。 他在台湾清华留下的墓地，种满梅树，名为“梅园”，多年后，1996年，梅祖彦来到台湾，站在父亲墓前献上白菊，完成迟到的告别。 那年他已年过花甲，在清华从教多年，经历了科研发展的起伏，梅园的梅树正值盛开，清香满园，他在墓前站了许久，没有言语。 梅贻琦带走的是一份责任，他没有留下光鲜的建筑，也没有留下华丽的辞藻，他留下的是一套教育的制度，一种学术的信念，一笔不被挪用的基金，他相信，只要这个根不死，清华总会延续。 梅祖彦回到大陆，是在不同的选择中坚持了理想，他没有成为父亲眼中的“接班人”，却以另一种方式延续了清华精神，两人走上了不同的道路，却都围绕着一件事——教育不能中断，清华不能断根。 清华的名字在海峡两岸被重复提起，两种体制下继续发展，几十年过去，那笔基金早已用完，但它所滋养出的精神，仍旧生生不息。 对此大家有什么想说的呢？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说出您的想法！ 信源：新华社《国家相册》第74期"大师的背影" 清华大学校史馆官网《梅贻琦与清华基金》专题 台湾《联合报》"新竹清华大学建校史料展"报道 中国青年报《许渊冲：百年翻译人生》专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