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我国从前苏联引进了20克珍贵的蛔蒿种子，并把它们分成4份，在专人保护下分别送到呼和浩特、大同、西安、潍坊四个国营农场试种。这四份种子的重要性非同小可，它们肩负着帮助我国铲除蛔虫危害的重要任务。 大家还记得小时候吃过的宝塔糖吗？ 这东西可不是真的糖，它可算得上是保护我们的药！ 50年代那么的中国农村，卫生条件是真的差。 而我们口头常说的，“不干不净，吃了没病”，正是从那个时候流传下来的。 田间地头，人们总是将沾着泥土的瓜果在衣襟上蹭蹭便吃了。 这样的生活环境和条件，为蛔虫的传播提供了可乘之机。 数据显示，当时农村儿童的蛔虫感染率竟高达80%以上！ 无数孩子面黄肌瘦，孩子们发育迟缓，精神萎靡，都是这虫子害的。 家长们心急如焚，然而传统的草药偏方收效甚微，而有效的西药要么价格昂贵，要么难以获取。 蛔虫，就这样深深困扰着亿万中国家庭。 在1952年，一辆来自北方的专列在严密护卫下驶入北京。 车厢内，只有几个密封的、恒温恒湿的特制铅盒。 盒内，静静地躺着20克灰褐色的蛔蒿种子。 它们从苏联远道而来，为了帮助新中国战胜“隐形杀手”蛔虫病。 蛔蒿，是一种原产于中亚的菊科蒿属植物，貌不惊人，却蕴含着对抗蛔虫的天然武器山道年。 这种特殊的化合物能有效麻痹蛔虫的肌肉，使其无法吸附在肠壁上，最终随粪便排出体外。 苏联科学家率先掌握了从蛔蒿中提取山道年并制成安全、高效驱虫药的技术。 对于百废待兴、医疗资源匮乏的新中国而言，引进蛔蒿并实现本土化种植与制药，无疑是解决蛔虫病难题最具可行性的方案。 这20克种子，承载的不仅是植物的生命，更是中国亿万儿童摆脱病痛、健康成长的光明希望。 为了确保引种成功，国家农业部门将20克种子平均分成四份，每份5克。 每一份种子都由专人、专车护送，在绝密状态下，分别送往四个气候、土壤条件迥异的国营农场进行试种。 内蒙古呼和浩特、山西大同、陕西西安和山东潍坊。 这是一场与时间赛跑的农业实验，也是一场关乎公共卫生的背水一战。 肩负重任的农业专家们，如山东潍坊农场的技术负责人陈明山，深知责任重大。 他们像呵护婴儿般照料着这些来自异域的“希望之种”。 种子播下后，农技人员日夜守候在试验田边，记录着每一丝细微的变化。 时间一天天过去，焦灼的情绪在四个农场蔓延。 终于，在无数期盼的目光中，嫩绿的幼苗破土而出！ 更令人振奋的是，经过几个月的精心培育，四个试种点的蛔蒿不仅成功存活，更在异国的土地上绽放出了淡黄色的小花！ 这标志着蛔蒿在中国的适应性试种取得了初步成功！ 试种成功的消息如同春风，迅速吹遍了农业和卫生系统。 国家果断决策，自1953年起，在全国范围内有条件的国营农场大面积推广蛔蒿种植。 广袤的田野里，这种曾经陌生的植物开始扎根、生长、繁衍。 收获的季节，成吨的蛔蒿被运往指定的制药厂。 在简陋却严谨的车间里，工人们严格按照工艺流程，从干燥的蛔蒿花蕾中提取出宝贵的山道年结晶。 如何让苦涩的药物被孩子们欣然接受？ 智慧的制药工作者们想到了，可以将山道年与糖浆、食用色素混合，倒入特制的锥形模具中，冷却凝固后，便成了一个个色彩鲜艳、形似宝塔的糖果！ 这就是我们后来家喻户晓的“宝塔糖”。 宝塔糖，甜甜的味道、可爱的造型，彻底消除了孩子们对吃药的恐惧。 供销社的柜台上、乡村卫生所的药箱里，粉红色的宝塔糖成了最受欢迎的“零食”。 家长只需按剂量给孩子吃上几天，那些困扰已久的蛔虫就会随着粪便顺畅地排出体外。 孩子们亲眼看到那些“蚯蚓”般的虫子被排出，虽然害怕，但随之而来的是腹中胀痛的消失和食欲的恢复。 无数面黄肌瘦的孩子们，可以开始能跑能跳。 家长们紧锁的眉头终于舒展，心中的巨石落了地。 整个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宝塔糖成为了中国防治蛔虫病的绝对主力军。 在它的帮助下，全国范围内的蛔虫感染率开始断崖式下降。 然而，宝塔糖的辉煌并非一帆风顺。 1964年，一场突如其来的特大洪水袭击了蛔蒿主产区，大片即将收获的蛔蒿田被淹没，几乎绝产。 幸而，潍坊农场的技术人员在灾害前保存了少量种子。 洪水退去后，他们在废墟上重新开垦土地，再次艰难地恢复了蛔蒿种植，保障了宝塔糖的生产供应。 与此同时，医药科技也在不断发展。 七十年代后，新一代合成驱虫药如磷酸哌嗪、左旋咪唑等相继问世。 加之随着我国公共卫生条件的持续改善，蛔虫病的发病率大幅降低。 在八十年代，宝塔糖逐渐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退出了主流药品市场。 如今，宝塔糖已成为一代人记忆中的“甜蜜回忆”。 宝塔糖的故事，不仅是一段公共卫生领域的成功实践，更是一曲自力更生、科技惠民的动人赞歌。 主要信源：（上游新闻——有多少人的童年阴影来自宝塔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