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泽生决定起义时，手底下两个师长，一个赞成，一个沉默不语 1948年3月，长春迎来了解放。长春能够解放，要论谁是最大的功臣，那一定是曾泽生，因为他率领固守在长春的60军起义了。在60军起义的影响下，第7军、新编38师、暂编第56、第61师也跟着投诚了。这些部队都是守军的主力部队，他们起义后，长春城内也就没什么兵力了。 这两个师长，一个是182师师长白肇学，一个是暂编21师师长陇耀，都是跟曾泽生从云南一路拼过来的滇军弟兄。要弄清他们的态度，得先看看60军那会儿在长春过的是什么日子。 60军是滇军的老底子，当年台儿庄战役，这支部队光着脚在枣庄外围拼刺刀，把日军坂垣师团挡了三天三夜，伤亡过半也没退一步。 可到了东北打内战，蒋介石把他们当“杂牌”使唤，粮弹补给先紧着中央军，轮到60军时，士兵们啃着冻成硬块的高粱米，枪膛里的子弹还没身上的虱子多。 1947年秋季攻势，60军在吉林被解放军包围，蒋介石坐视不理，硬是靠士兵们挖野菜、喝雪水才撑到突围，光冻饿致死的就有两百多人。 白肇学第一个站出来赞成，不是一时冲动。他在师部当值时，见过太多士兵揣着家里寄来的信哭——云南老家被抓壮丁的弟兄父母，连顿饱饭都吃不上，而他们在东北打的这场仗，连自己都不知道为了啥。 有次他去前沿阵地，一个云南籍士兵拉着他的衣角问：“师长，咱啥时候能回家？中央军的官骂咱是‘蛮子兵’，解放军的传单却说咱是‘抗日英雄’，咱到底是啥？”这话让白肇学失眠了好几个晚上，他心里清楚，再跟着国民党耗下去，60军早晚得成炮灰。 陇耀的沉默，藏着更深的纠结。他的部队驻守长春东大营，离解放军阵地最近，每天都能听见对面喊“滇军弟兄们，别打自己人”。可他的家人还在昆明，国民党特务早就放话，“谁投共，家里人就别想活”。 有天深夜，他收到弟弟从云南寄来的信，信纸被泪水泡得发皱，说特务天天上门“问话”，老母亲吓得卧病在床。他把信揉成一团塞进裤兜，手指掐着桌角，半天没说一句话——他怕起义，更怕对不起跟着自己出生入死的弟兄，可看着阵地上越来越多饿死的士兵，他又觉得这沉默像块烙铁，烫得心口发疼。 曾泽生把两个人叫到军部时，桌上摆着三样东西：一张60军在台儿庄缴获的日军军旗，一本记着阵亡士兵名单的花名册，还有解放军刚送进来的《告滇军将士书》。 他没直接说起义，先指着花名册念：“去年冬天，182师3团在德惠阻击战，全团冻毙127人，冻掉脚趾的203人，而中央军的补给车，就在三十里外看着。” 白肇学猛地拍桌子：“军长别说了！再打下去，咱滇军最后一点骨血都得赔光！”陇耀低着头，指甲抠着桌面的裂缝，忽然问：“起义后，弟兄们能回家不？” 曾泽生盯着他的眼睛：“你以为蒋介石还能容得下咱？60军是滇军的根，根要是没了，回家也是任人宰割。”他起身从柜子里拿出一份电报，是地下党转来的，说云南那边的滇军旧部已经联络好，只要起义，保证家属安全。 “你弟弟的信，我看过了，”曾泽生把电报推过去，“特务不敢动，因为他们知道，60军还有战斗力，可要是咱打光了，他们才会下手。” 陇耀捏着电报的手在抖，忽然想起上个月有个云南新兵，饿得偷吃了中央军的马料，被当众枪毙时还喊着“要回家种洋芋”。他猛地站起来，军帽掉在地上都没捡：“干了！与其被蒋介石耗死，不如拼条活路！” 其实陇耀的沉默，从来不是反对，只是被“家”和“弟兄”两头拽着。而白肇学的赞成，也不是一时热血，是看着滇军从抗日劲旅变成国民党的弃子，心里早就憋着一股火。 这两个跟着曾泽生打了十几年仗的师长，心里都清楚：60军的枪，不该对着中国人，更不该为欺压自己的人卖命。 9月16日夜里，60军的起义信号弹升起来时，白肇学的182师已经控制了长春东门，陇耀的暂编21师把中央军的监视哨全部缴械。曾泽生站在军部楼顶，看着城内不再响起枪声，忽然对身边的人说：“你看，弟兄们心里都有数，该往哪走，他们比谁都清楚。” 有人说60军起义是迫于无奈，可哪场改变历史的选择，不是在绝望里找出路？国民党把杂牌军当工具，却忘了这些部队里的士兵，谁不是爹娘养的？谁不想打真正该打的仗？60军的起义，不是背叛，是把枪重新对准了该对准的地方——那些让百姓受苦、让弟兄流血的不公。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