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6年，清末首富“盛宣怀”去世，他大约留给子孙100多亿元的财产。其中包括，1300多万两白银和无数家产。可是，42年后，他的儿子盛恩颐，竟饿死在自家大宅。临死前，腹中一粒米也没有。 盛宣怀在上海病死，葬礼大操大办，灵柩送回原籍常州，全程耗费数十万银元。 长子、庶子、门生、旧部齐集，道路封闭三日，百姓站在街边围观这个“前清首富”的终场排场。 有人说他留下的产业超过一亿银元，有人说家中库存白银就超过一千三百万两。 谁也没想到，这场“财富王朝”的终局，只需四十年，死在断粮的破屋里。 天津盛家大院，花厅三进，青砖白墙，铺石回廊。 盛恩颐那天倒在正厅里，身子是空的，胃里一点食物都没有，连水都喝不上。 门口有封条，墙角老鼠啃出的洞，冷风从砖缝吹进来。 整座宅子像座空壳，走进来没声，连人影都找不着。 尸体发现时，旁边是一块未封存的油布，上面写着两个字：守穷。 没人相信这场死是饿的。可派出所记录、法医勘验、邻居口供都写明：死前十天滴水未进，屋内无米无油，盛家一无收入。 门口有个旧水缸，缸底只剩些干枯的烂菜叶。 盛恩颐是盛宣怀第六子，最受宠。自幼读书识字，母亲为沪上富商之女，家教极严。 十四岁入读圣约翰，英语流利，十八岁出国学电讯，回来后任天津电报总局副使，实权不大，但年俸优厚。 盛宣怀每次北上，住的就是恩颐府邸，还给他预留了两套公房做备用。 1916年父亲去世，盛家照旧分财，恩颐得大宅三处、白银八十万两，另有海外账户若干。 1918年，他在英租界置办“盛家新院”，光装修就用三个月，镂花砖瓦、进口红木、手绘壁画，全京城罕见。 婚礼一请请了五百宾客，天津日报连出三版通稿，称“盛公子当世少年，仪表堂堂”。 这之后的二十年，天津四大名门每逢岁末互邀赴宴，盛家必在其列。 酒桌上人称他“电线王二少”。 可变化悄无声息。北洋军阀混战，租界治安松弛，盛家产业频遭劫掠，电报公司几度停运，上海码头吞吐被新兴买办抢走，保险公司挤兑成风。 旧部有人改旗易帜，有人远遁香港，盛家产业如断流的河，慢慢干了。 抗战开始后，盛家银行账户被冻结，外国股权失联，天津房契被日方代管，恩颐名下财产一夜蒸发。 他曾想转卖部分古董，托人联系南市古玩行，报价高得吓人。 没人敢接，怕招祸。旧朝人家没落，最怕被盯。 有人提议出国避风头，他一口回绝，说：“盛家不出国。” 1949年，他正式“登记公产”，大院挂出“暂由街道接管”红条。 屋里的人从长工换成街坊，房间一一分割，连花厅都被圈出来给人家接孩子。 他住在东侧耳房，只有两扇旧木窗，一张床，一只落了漆的橱柜。 三餐靠街坊接济，偶有旧识送来两块馒头，他也分一半出去给别人。 有人见他穿着破了底的绸靴，在街口站着晒太阳，腰都直不起来。 1955年冬，天津大旱，粮配更紧。 街道停止对登记户供粮，盛恩颐失去了最后一口饭。 那年腊月初七，街坊听到盛家宅里狗叫个不停，进去一看，恩颐倒在正厅门口，身下铺着几张废旧账本，脚上是打了五层补丁的棉袜。 胃里没有米，没有水，屋中没有粮。人死的时候，正对着当年父亲挂在堂上的“实业救国”匾。 那块匾后来不见了，听说被拆去铺路。 盛家从此除名。登记档案上写着：“遗产无。”天津地方志记下这条记录：“清末盛氏后人，卒于自宅，孤老无依，户籍注销。” 那条街还在，房子不在，现在那里盖的是新居民楼，一楼开了几家修表铺。 旁边住着一个八十多岁的老人，说小时候听自家爷爷说过：“你知道吗，这里以前住的是个饿死的大官。” 从千百万两白银，到连一粒米都没有。中间只隔了四十年。 谁也没能救得了他。他没病没灾，没告没状，没兵没权。 只是一个原本不缺饭吃的人，最后饿死在自己家的客厅里。 生在最富的时候，死在最穷的时候。 站在过红地毯，也趴在过砖地板，他曾用银元买整箱的茅台，也曾捡过别人剩下的咸菜叶。 死的时候，天津没有下雪，天特别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