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 年 5 月 27 日，63 岁的陈独秀于四川病逝后，给 34 岁的妻子留下遗嘱：“我死之后，你可自主改嫁，但有一事你要牢记在心。那就是不可用我名义去卖钱，教育部寄来的钱也不能动用，生活务求自立。” 四川江津的雨打在鹤山坪的瓦檐上，噼啪作响。潘兰珍握着陈独秀逐渐变冷的手，指腹蹭过他虎口的老茧 —— 那是常年握笔留下的痕迹。 遗嘱里的话像浸了雨的棉絮，沉甸甸压在她心上，她没哭，只是把他的手放回被子里，轻轻掖了掖被角。 十二年前的上海石库门，她还是英美烟草公司的童工，梳着两条粗辫子。 对门那个总穿着长衫的男人，总在傍晚坐在藤椅上看书，见她路过就递颗糖：“小姑娘，认得字吗？” 后来他教她写 “人” 字，笔尖在纸上走得慢：“做人，要像这字一样，站得稳。” 1932 年深秋，巡捕闯进家门时，陈独秀正给她讲《新青年》的故事。手铐锁住他手腕的瞬间，她才从街坊的议论里拼凑出真相 —— 这个教她识字的男人，竟是搅动风云的大人物。 她连夜卷了包袱，揣着攒下的工钱，在南京老虎桥监狱外租了间漏雨的小屋，白天缝补囚服，晚上就着油灯写信，字歪歪扭扭，却写满了 “我等你”。 五年探监路上的石板路，被她的布鞋磨出浅痕。每次带的酱菜坛子，总能精准塞进监狱的栅栏。陈独秀在里面写诗，她在外面把诗稿缝进棉袄夹层，怕被狱警搜走。 有次他咳嗽得厉害，她跑了十里山路请医生，回来时裤脚沾满泥浆，却笑着说：“医生说你得好好养着。” 1937 年出狱那天，陈独秀的头发白了大半。在江津租的民房里，他写稿换的稿费刚够买米，她种的青菜爬满了院墙。 有次他把监狱带出来的五只古瓷碗摆桌上，碗边都磕了豁口：“这是老祖宗的东西，能换口吃的。” 她却把碗收进柜子：“留着吧，念想。” 弥留之际，陈独秀让北大校友会的何之瑜做见证。他看着潘兰珍，眼里的光比油灯还弱：“别靠我吃饭，要自己挣。” 她点头时，看见他枕头下露出半张纸，是她刚认识他时，他帮她写的名字 “潘兰珍”，笔画里还留着当年的笨拙。 出殡那天，有人劝她去教育部要抚恤金：“陈先生是大人物，你该得的。” 她摇摇头，把那五只碗用蓝布包好，塞进包袱。 后来在农场摘棉花，手指被棉桃刺出血，她就想起他教她写字的耐心；在小学食堂洗碗，水冰得刺骨，她就摸着碗沿的豁口，像摸到他的体温。 1946 年回上海，有人拿着报纸找到她：“讲讲你和陈独秀的故事，能换不少钱。” 她把报纸叠成方块，扔进灶膛：“他不喜欢这个。” 火苗舔着纸页，映得她脸上有了暖意。养女潘凤仙问她：“爹为啥不让我们用他的名字？” 她正在切菜的刀顿了顿：“因为他看得起我们。” 1949 年春天，咳嗽声把她从梦里惊醒。医院的诊断书她看不懂，只知道身体越来越沉。躺在病床上，她让潘凤仙把那五只碗拿来，用布一遍遍擦。“你爹说，日子要自己扛。” 她摸着女儿的头，声音轻得像叹息。 10 月 31 日那天，新中国的礼炮声隐隐传来。潘兰珍攥着其中一只碗，在阳光里闭上了眼。后来整理遗物时，那五只碗被小心地摆放在木箱里，最底下压着张泛黄的纸条，是陈独秀的字迹：“兰珍吾妻，见字如面。” 江津的老邻居还记得，那个总穿着蓝布衫的女人，走路时脊背挺得很直。 有人说她傻，放着大人物的遗孀不当，偏要自己吃苦；也有人说，她懂陈独秀 —— 那个一辈子不肯弯腰的人，到死都想让她活得像自己，不沾任何人的光，只凭自己的脚，站在这片土地上。 雨还在下，鹤山坪的草木枯了又荣。那间租过的民房早已塌了半边，只有院墙上的青菜种子，每年春天还会冒出绿芽，像极了潘兰珍当年种下的倔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