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11月，36军军长刘万春接到通知到北京参加会议，可是刚下车，就看到几名全副武装的警卫战士向他走来，对他说：你被捕了！ 麻烦看官老爷们右上角点击一下“关注”，既方便您进行讨论和分享，又能给您带来不一样的参与感，感谢您的支持！ 刘万春出生于河北交河，回族人，早年考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接受系统军事训练，作为当时最具声望的军事学府之一，保定军校造就了众多国民党将领，而刘万春也在这里奠定了其治军严谨、操练有方的军人形象，1927年，一次偶然的机会将他推上了仕途快车道，蒋介石南下巡视部队时，亲临刘万春所在部队的操场，目睹了他带兵训练的场景，据史料记载，刘万春当时专注操练，未因上级到场而改变节奏，反而更显其治军有度之风，蒋介石当即对其赞赏有加，并给予破格提拔，从此，刘万春被纳入蒋系核心军官行列，仕途一路顺遂。 抗战期间，刘万春在绥远地区担任要职，屡次与侵华日军交锋，表现出色，他带兵严明，执行命令果断，赢得了上级的信任和部属的敬畏，1943年，他升任为第三军师长，成为地方军事力量的重要支柱，到了1949年，国共内战进入尾声，北平和平解放的进程迅速推进，傅作义作为华北地区的关键人物，在政治和军事之间寻找一条避免血战的路径，而刘万春所在的第111军恰驻守在绥远，是整个西线的战略支点。 随着傅作义决定接受和平方式解决绥远问题，刘万春被视为关键人物，表面上，他配合起义部署，在9月18日签署了《绥远和平起义通电》，但从种种迹象来看，他对于这一决定并非发自内心地认同，在起义前后，他对中共联络人员的限制、对新华社报道的不满、对部队思想教育的冷淡，均显示出他内心的保留和迟疑，更为关键的是，起义之后，他并未真正断绝与国民党方面的联系，据后来的调查显示，刘万春在1950年曾多次指派营级军官前往香港，通过地下渠道与台湾方面接触，通报起义部队部署、请求物资支援，甚至带回了密电和资金。 刘万春的这些行为并非孤立，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国内外局势骤然紧张，中央对起义部队的忠诚程度提出更高要求，而在绥远地区，原国民党旧部中部分人仍心存幻想，认为战局尚未定型，第三次世界大战可能爆发，在这种氛围下，接连发生了数十起叛乱、逃亡、暗杀事件，严重影响部队稳定，其中最恶劣的一起事件，便是鄂友三部下骑兵团的武装叛乱，导致十余名我党军政干部遇害，这起事件虽然未能直接证实刘万春的参与，但他作为军长，对部队内部潜伏的危险视而不见，已显失职，而更令人警觉的是，相关情报显示，鄂友三曾与刘万春有过多次私下会面，内容涉及对新政权的不满和“将来应变”的模糊暗示。 这一系列迹象促使华北军区高层作出决断，为了避免部队内部不稳因素扩散，决定在一次高层会议名义下，将刘万春秘密逮捕，于是，便有了1950年11月那场不动声色的抓捕行动，整个过程中，没有公开指责，也无激烈冲突，只有情报机构与军队系统的缜密配合，以及一位将军的沉默与命运的转弯。 被捕后，刘万春被迅速移送至军事审查机关，接受隔离审讯，最初，他否认全部指控，声称自己始终服从命令、忠于新政权，但随着证据陆续摆上桌面，尤其是被截获的通信记录和人员供述，他不得不承认部分行为确有其事，他解释说，这些行动是旧部擅自为之，自己并未授意，然而，情报部门掌握的材料清晰揭示，他早已知情，甚至在个别情况下直接参与了计划制定，更有甚者，他随身携带的文件中，竟有一封署名蒋介石的委任状，虽未公开使用，但在政治意义上已构成重大嫌疑。 如何处置刘万春，成为摆在中央及军区高层面前的一个棘手问题，他既是和平起义的重要签署人，又是潜伏风险的代表人物，最终，中央作出决定：不予处决，判处长期监禁，毛泽东在批示中强调，对起义将领应区别对待，以宽大政策为主导，这一决定不仅体现了政治智慧，也为后来一系列战犯处理提供了范式。 刘万春的服刑生涯长达二十六年，期间辗转多个战犯管理所，他曾多次递交书面材料，为自己辩解，试图说明其行为出于误判时局，并非反意深重，在1959年、1965年两次政治甄别中，他被列为重点观察对象，未予释放，直到1975年，国家实行特赦政策，他才重新获得自由，当年的将军已年过七旬，风采不再，然国家并未弃之不顾，将其安置在北京，安排其担任市政协委员，参与部分社会事务。 晚年的刘万春性情低调，不再涉足军政领域，他开始撰写回忆材料，回顾其从军旅到囹圄的经历，他在文中并未为自己辩护太多，更多的是试图记录一段时代的风云变幻，他承认，自己的选择受制于个人情感与历史惯性，未能真正理解时代转折的意义，他活了九十三岁，于1993年病逝，未出版正式传记，也未留下系统自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