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张仁初毙敌300摧毁坦克1辆，却遭罗荣桓愤怒斥责，为何？ 当时，山东沂蒙山区战事吃紧。115师政委罗荣桓拿到一份战报，看完后手指有点抖。 战报上写着，教导二旅副旅长张仁初在重坊打了一仗，干掉日伪军300多人，还毁了1辆日军坦克。但咱们八路军这边，100多个战士要么牺牲要么受伤。 这样的伤亡对比，让身经百战的罗荣桓心情格外沉重。 罗荣桓看着这个数字，想起长征时的湘江战役，那会儿红军也是用好多人的命换来了胜利。 这时，张仁初兴冲冲地跑到师部，心里盼着能受表扬，可罗荣桓一见面就拉着脸。 罗荣桓把战报往桌上一摔：“你这是把打仗当玩呢？让战士们用身子去挡坦克，这种不要命的打法绝对不行！” 突如其来的斥责，让张仁初一下子愣在那儿，他从没见过平时温和的罗政委发这么大火。 张仁初是湖北黄安人，17岁就参加了黄麻起义，打起仗来特别狠。身上留着9处伤疤，每次冲锋都跑在最前头。 打腊子口的时候，他带着人爬悬崖，肚子被子弹打穿，就把肠子塞回肚子里，接着往前冲。 正是这种敢打敢拼的性子，让他对罗荣桓的指责有些不服气。 这时候被政委这么说，张仁初小声嘀咕：“打仗哪有不死人的？” 罗荣桓猛地站起来，眼眶有点红：“死也得死得值！你带的兵都是好样的，不是拿来填坑的！” 这句话像重锤敲在张仁初心上。 这句话让张仁初一下子醒了。他想起长征时，自己当营长的部队在湘江边上，从400人打到最后就剩80个。 那些年轻战士的脸，到现在还常在梦里看见。 张仁初“疯子”这个名号，是1935年直罗镇战役时得来的。 那时候，他骑着一匹叫“花斑豹”的马，带着突击队直接冲敌人的火力点。这马很厉害，能跳过坦克。 重坊战斗的时候，“花斑豹”又成了焦点，张仁初骑着它在阵地上来来回回七次，亲手端掉了日军的机枪阵地。 但罗荣桓说他，不是说他不够勇敢，是觉得他打仗的法子太老套。 随着战争形势变化，作战方式也必须跟着调整。 1942年的八路军，跟长征那会儿不一样了，日军有了更多带装甲的部队。 罗荣桓在山东局的会上说：“咱们得动脑子打仗，不能光靠拼刺刀、用身子硬扛。” 到了1943年，这种打仗思路的改变见了效果。 临沂战役成了检验战术革新的试金石。 张仁初在临沂打了一仗，用“地雷战加游击战”的法子，只伤亡37个人，就干掉200多敌人。 他在战斗报告里写：“政委的话点醒了我，现在每颗子弹都得算着用。” 从山东军区的档案能看出来，重坊这一仗暴露了三个大问题。 这些问题在战后复盘时被逐一指出。 一是没专门练过怎么打日军的装甲部队；二是情报没做好，不知道日军来了多少坦克；三是进攻的法子太单一，太依赖拼刺刀。 这些突破在当时具有重要意义。 第一次在山东战场上打掉日军坦克；第一次试了“马队打坦克”这种特别的法子。 军事科学院的研究员李明在《八路军战术演变》里说：“张仁初敢拼，加上罗荣桓谨慎，一起让游击战的法子变得更好了。” 值得说的是，被打坏的日军坦克残骸，后来成了八路军的“活课本”。 这堆钢铁残骸意外成了教学资源。 军工部的技术人员把它拆了研究，给后来做反坦克手雷提供了重要的数据。 这种打一仗学一点的做法，就是罗荣桓说的“既要敢打又要会打”。 罗荣桓和张仁初这次吵起来，其实是八路军从打游击转向运动战的一个表现。 当时的战争环境，正逼着部队进行战略调整。 1942年，日军搞“治安强化运动”，华北这边打仗越来越难。 中共中央北方局提出“敌人往前推，咱们也往前插”的办法，让部队在移动中消灭敌人。 1943年，这种转变有了成效。 张仁初的作战风格也在这个过程中逐渐改变。 张仁初指挥的滨海支队用“翻边战术”，在日照、莒县一带神出鬼没，一个月打了28仗。 他在战后总结里特意说：“每次打仗前，都得算三样：会死多少人、会用多少子弹、能得到啥好处。” 到了解放战争的时候，这种转变更明显了。莱芜战役成为他战术成熟的标志性一战。 1947年莱芜战役，张仁初带着部队把李仙洲集团的5.6万人全消灭了，成了华东战场上最大的一次歼灭战。 以前那个“拼命三郎”旅长，变成了会用“三三制”战术的智将。 1962年，已经是济南军区副司令的张仁初躺在病床上写回忆录。多年过去，重坊战斗的场景仍历历在目。他说：“罗政委那天掉的眼泪，比任何奖章都金贵。” 这位开国中将的办公室里，一直挂着两张照片：一张是重坊战斗后，他和“花斑豹”的合影；另一张是罗荣桓在临沂战役前线指挥的样子。 军事博物馆的抗日战争展区里，那辆被打坏的日军坦克旁边，摆着张仁初缴获的指挥刀。 这两件展品无声地诉说着那段历史。 解说牌上写着：“这把刀上刻着‘勇猛善战’，但更值钱的是背后那位政委的眼泪——它告诉我们，打胜仗不光要敢冲，更要会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