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的一天，军事科学院副院长粟裕大将正在养病，警卫员进门报告：“首长，您的老部下来看您了。”粟副院长答：“我谁也不见。”警卫员又讲：“来人是北京军区装甲兵副司令肖锋少将。”粟副院长立即讲：“快请进来！” 门帘一掀，肖锋跨进屋就站得笔直，敬礼的手还没放下，眼眶先红了。粟裕半靠在藤椅上，招招手让他坐下，开口第一句却是：“金门那帮老兄弟，这些年梦里还来找我吗？”这话像把刀子，噗嗤扎进肖锋心窝子。十二年前金门海战的血浪，这会儿全翻腾起来了。 当年九千弟兄陷在滩头，肖锋蹲在指挥所里把望远镜捏碎了，眼睁睁看着对岸的火光把天烧成血色。战后粟裕没骂他半句，反倒把责任往自己身上揽：“要怪就怪我这个副司令没盯紧战备。”这话比抽耳光还疼，肖锋当场哭得像个新兵蛋子。这回见面，粟裕从抽屉里摸出个铁盒子，里头是金门战役烈士名单，边角都磨起了毛边：“每个月发工资，先往这些人家属那寄，比给我买药管用。” 肖锋抹了把脸，突然挺直腰板：“首长，当年您说还要带28军打仗，这话还作数不？”粟裕盯着窗外的老槐树，枝桠间漏下的光斑在他脸上晃悠：“作数！等台湾解放了，头船还得28军上。”这话说得轻飘飘，俩人都知道是画饼——1961年连饭都吃不饱，谁还顾得上金门？但肖锋就吃这套，五十岁的人蹭地站起来：“只要您一声令下，我还能扛旗冲头阵！” 这事儿看着是上下级掏心窝子，细琢磨全是政治智慧。粟裕为啥专挑肖锋这根刺来戳？当年金门惨败，28军差点被打成“黑典型”，是粟裕硬顶着压力说“要追责先追我”，才保住这支铁军的名号。现在国家困难时期，老部下心里长草，他得用战友情拴住人心。肖锋也门儿清，配合着演了出“负荆请罪”，其实俩人都明白：金门这页翻不过去，但总得有人给牺牲的弟兄们留个念想。 更绝的是粟裕的“工资操作”。自己拖着病体住简朴病房，却按月给烈士家属寄钱，这哪是私情？分明是给军队立规矩——当官的可以犯错，但不能忘了卖命的兵。肖锋捧着名单回去，往装甲兵部队一传，比开十场思想教育课都管用。 但话说回来，这种个人英雄式的担当，恰恰暴露了体制的软肋。金门惨败本是决策层的情报失误、准备不足，最后却要靠将领私人掏腰包赎罪。粟裕用情义缝补制度漏洞，缝得越用心，越显出那个年代“人治”的荒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