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被判灭九族时，家中亲属为何不逃跑？其实选择逃的人才愚蠢。 方孝孺站在大殿之上，身穿孝服，面对朱棣却毫无惧色。朱棣请他草拟即位诏书，而这位建文帝的亲信重臣断然拒绝，将笔摔在地上。＂死就死吧，这诏书绝不可草！＂方孝孺悲愤交加地喊道。朱棣大怒：＂朕偏不让你马上死，你自身不怕死，难道就不怕诛九族！＂听到这威胁，方孝孺不但没有退缩，反而转哭为笑：＂即使诛灭十族，你也对我奈何不得！＂ 这一反抗的结果是惨烈的。朱棣不顾大臣们＂杀孝孺，天下读书种子绝矣＂的劝告，不仅处死了45岁的方孝孺，还将他的九族亲属逐一带到他面前处决，甚至把他的朋友和弟子也归为一族，一共杀害了八百多人。这便是历史上最严酷的＂诛十族＂案例。 诛族刑罚并非从一开始就如此残酷。先秦时期只有＂夷三族＂，指的是姥族、母族和父族三族的族人被诛杀。秦朝时李斯和赵高就曾被处以这种刑罚，汉代的韩信也被吕后判了＂夷三族＂。随着历史演进，这种刑罚逐渐变得更为严厉，从＂夷三族＂发展为＂夷五族＂，再到＂夷七族＂，最后成为＂诛九族＂。 所谓＂九族＂，通常是指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其中父族四包括自己一族、出嫁的姑母及其儿子、出嫁的姐妹及外甥、出嫁的女儿及外孙；母族三是指外祖父一家、外祖母的娘家、姨母及其儿子；妻族二是指岳父一家和岳母的娘家。＂九＂这个数字在中国古代文化中意味着最大、最多，代表着一个人所有亲缘关系的全部范围。 那么，为何这些被牵连的亲属不选择逃跑呢？首先，时间根本不允许。大多数情况下，亲属们在圣旨下达前并不知情。有时甚至连犯事者本人也是在行刑前才知道自己将被诛九族，根本没有时间通知家人。即使犯事者知道，古代的信息传递极为缓慢，没有飞鸽传书或八百里加急这样的便利条件给普通官员使用。 更关键的是，古代的户籍制度非常严密。这一制度始于周朝，到秦代初具规模，经过不断完善，到隋唐时期已经相当周密。户籍与土地直接关联，采用以家庭为单位的人口管理方式。换句话说，官府很容易通过户籍查到一个人的所有亲族关系。 而且，古代出行极为不便。以明朝为例，人们远行需要持有＂路引＂，相当于现代的通行证。申请路引需要向当地里长和甲长提出申请，详细说明姓名、年龄、籍贯、住址，以及前往地点和归期。没有路引，就无法合法地远行。对于那些急于逃命的人来说，申请路引无异于自投罗网，但不申请又无法正常出行。 当你听说＂诛九族＂，第一反应可能是所有亲族都会被处死，所以应该赶紧逃命。但历史的真相却并非如此简单。秦朝名相李斯因得罪赵高，最终被施以＂夷三族＂之刑，而汉代开国功臣韩信也因谋反罪被吕后处以同样的刑罚。然而，细究古代法律，你会发现＂诛九族＂并不意味着所有亲族都会被杀。 实际上，在古代律法中，只有犯下＂谋反大逆＂罪的人才会连坐亲族。在这种情况下，十六岁以上的父亲、儿子和孙子通常会被处死，但其他人常常可以保住性命。到了明清时期，处死范围扩大到了父亲、儿子、孙子、兄弟及伯叔，但对于旁系亲属，特别是老人、妇女和儿童，往往只是被流放或者卖给功臣为奴，而非被处死。 正是因为这一点，选择逃跑反而会带来更严重的后果。一旦有人逃跑，就会被视为罪加一等，不仅逃跑者本人被抓到后必死无疑，原本可能免于一死的亲人也会因此丧命。这就好比一个人为了自保而推别人下水，结果害人害己。 即使决心逃跑，成功的可能性也微乎其微。＂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古代官府通常会发布通缉令，悬赏捉拿逃犯。为了钱财，随时可能有人举报线索。就算侥幸逃过官兵追捕，日常生活中也处处是陷阱。 古代社会对陌生人高度警惕。从商代的＂登人＂到汉代的＂编户齐民＂，再到宋代的＂保甲制＂，户籍管理越来越严密。宋代实行＂什伍连坐法＂，十家为保，五家为伍，互相监督。明清时期更有＂里甲制＂，百户为里，十户为甲，每户都有详细记录。在这种制度下，任何陌生人出现都会引起注意。 更糟的是，古代还有＂一家犯错，邻居同罪＂的连坐措施。如果发现邻里藏匿逃犯而不举报，整个社区都可能受到牵连。因此，即使是素不相识的人看到生面孔，也会向官府举报，既能获得赏金，又能避免被追责。 即使侥幸逃出城，野外生存同样危机四伏。没有固定住所，没有合法身份，既要提防官兵搜捕，又要面对强盗抢劫，还要解决吃饭住宿问题。没有亲友帮助，一个人在陌生环境中生存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