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臭名昭著的大汉奸朱大同被枪毙，周围骂声不断，可他脸上却挂着笑容，陈毅知道后竟失声大哭：“他其实是烈士啊！” 1949年5月11日，上海街头阴云密布，空气中弥漫着战火未散的硝烟。刑场上，一个身着破旧长衫的男子被五花大绑，推向行刑台。他叫朱大同，42岁，脸上却挂着一抹诡异的笑容。围观的百姓怒骂声不断，烂菜叶、臭鸡蛋如雨点般砸向他。 “汉奸！卖国贼！”人群中有人高喊，情绪激昂。一旁，一个美国记者举起相机，捕捉下这奇怪的一幕，心中疑惑：这个被万人唾骂的“汉奸”，为何临死前如此从容？ 时间回溯到15年前，1934年的山东枣庄。冬日的清晨，寒风刺骨，一间名为“同香堂”的中药铺前，几个便衣特务气势汹汹地闯入。领头的正是朱大同，目光冷峻，指着柜台后的男子喝道：“郭子化，跟我们走！”铺子里瞬间乱作一团，围观的路人窃窃私语：“这不是老朱吗？怎么干起抓人的勾当了？” 没人知道，这场“抓捕”是一场精心策划的戏码。 朱大同，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6年后奉命执行一项危险任务：假装叛变，潜入国民党内部。他必须让所有人相信他是“叛徒”，才能赢得敌人的信任。那天，郭子化——中共苏鲁豫皖特委书记——的身份已暴露，国民党特务即将行动。朱大同果断出手，抢先“逮捕”郭子化，将他藏匿家中，又找来一个死刑犯冒充，伪造了处决现场。 郭子化脱险，朱大同则背上“叛徒”的骂名，彻底融入敌人阵营。 此后，朱大同的日子如同走在刀尖上。他表面上对中共咬牙切齿，暗地里却通过地下交通员，将国民党机密源源不断送往中共根据地。1941年，安徽萧县的战火中，他又一次面临生死考验。 日军攻占萧县，朱大同因国民党党部书记的身份被俘。审讯室里，皮鞭抽在身上，鲜血染红地面，日军军官抛出诱惑：“投靠皇军，高官厚禄唾手可得。”朱大同冷笑：“宁死不屈。”日军恼羞成怒，伪造声明，宣称他已投降，报纸上“朱大同亲日”的消息传遍大街小巷。他的“汉奸”恶名，从此无人不知。 地下党冒死救出朱大同后，组织建议他回归，但他选择继续潜伏。 1943年，他重返国民党阵营，指挥部队与日伪军作战44次，歼敌700余人，表面上却大肆宣扬“反共”战绩，骗取更高职位。随着地位提升，他接触到的情报愈发关键：国民党军事部署、兵力调动，甚至渡江战役前的战略计划。这些情报被送往华东野战军，助力解放军屡战屡胜。陈毅曾感叹：“若能见此人一面，必当敬他三分！” 然而，1949年4月，命运的齿轮骤然转向。渡江战役前夕，朱大同接到任务，劝说国民党地方部队起义，迎接解放军。他奔走于无锡乡间，苦口婆心，却不料被军官出卖。4月5日，国民党特务将他逮捕，押往上海。审讯室里，特务头子狞笑：“朱大同，你这汉奸还想翻身？”朱大同不屑回应，目光平静如水。他知道，上海解放在即，自己的使命已近尾声。 5月11日，刑场上的喧嚣刺耳，百姓的咒骂如潮水涌来。朱大同站得笔直，破烂的衣衫掩不住他的傲骨。行刑前，他望向远处，嘴角微微上扬。那笑容并非对死亡的轻视，而是对胜利的确信——他知道，解放的曙光已在天边升起。枪声响起，朱大同倒下，鲜血染红地面。人群散去，只剩那个美国记者，凝视相机里的照片，百思不解。 上海解放后，陈毅出任市长，第一时间追查朱大同的下落。得知他已被枪毙，且背负“汉奸”骂名，陈毅悲痛难抑，在办公室里哽咽：“他不是汉奸，是我们的烈士！”1950年，上海政府发布文件，追认朱大同为革命烈士，但因其“汉奸”形象深入人心，质疑声不断。 直到1981年，党中央再次追认，并公开其事迹：朱大同从未叛变，他用生命为革命铺路。 朱大同的故事并非孤例。据党史记载，抗战和解放战争期间，数百名中共地下党员以类似方式潜伏，承受误解与牺牲。他们的名字或被遗忘，或被误读，却为新中国的诞生默默奉献。 朱大同的故乡安徽萧县，至今保留他的纪念碑，碑文简短：“潜伏黑暗，点亮光明。”每年清明，当地学生会在碑前献花，缅怀这位隐秘的英雄。 那张刑场上的照片，成了朱大同一生的注脚。他的微笑，是对信仰的坚守，是对未来的期许。那片染血的土地，见证了一个时代的悲壮与希望。 萧县地方志记载，朱大同的故事被编入当地红色教育教材，激励后人铭记隐秘战线的牺牲。 1981年的追认不仅是个人荣誉的恢复，也反映了中共对地下工作的系统性总结，旨在为众多无名英雄正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