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为什么灭亡？“绍兴十二年体制”才是罪魁祸首？ 我们以往在总结南宋灭亡的原因时，总是会不自觉的陷入两个误区。一是以南宋为绝对中心的“单一叙事”，另一个则是传统历史研究和普通历史爱好者常见的“忠奸道德评判”。 这两种偏见掺和在一起，我们就会简单地把蒙古的兴起与南宋的灭亡理解为：由于奸臣当道、迫害忠良，以至大局糜烂，让绵延了152年的南宋王朝，被来自草原、野蛮落后的元朝所取代。 从而遗忘了一个常识：南宋衰亡的另一面，也是蒙元帝国的崛起史。南宋制度设计中的诸多致命弊病，就这样被轻飘飘地忽视了。 实际上南宋从立国之初就先天不足: 首先南宋是偏安东南的“小朝廷”，领土面积与人口相比起北宋大大缩减，导致朝廷的收入入不敷出。 其次，靖康之变中，北宋原有的军队溃散殆尽。需要重新建立一支全新、有战斗力，而且听皇帝指挥的军队来应对金国的进攻，同时维系小朝廷的有效统治。 于是在1142年，随着抗金英雄岳飞的冤死。一个被称为“绍兴十二年”体制的政治制度就建立了起来。 那么“这个绍兴十二年体制”的特点是什么呢？ 首先，它重申了北宋初年“重文轻武”的精神，军队将领要受到皇帝和文官的严格管控和节制。 第二，是推行一系列财政管制措施，用增强税收、朝廷专卖等措施，来汲取民间财富。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就是皇帝个人的权力不受约束，而宰相变成了传达和执行皇帝意志的工具人，权力急剧膨胀。 所以说，南宋之所以连续出现像秦桧，贾似道这样大权独揽，专权擅断的“奸相”，其根源就在于这个“绍兴十二年体制”。 正是因为这个先天不足，等到了南宋中后期，整个朝廷与社会都面临着重重矛盾与危机。 而之后南宋之所以能抗住蒙古几十年的进攻，主要是依靠这两点: 一是地利：南宋的防线从川陕绵延至长江中下游，这里山地丘陵遍布，河道湖泊纵横交叉，更加上浩瀚的天堑长江，让习惯在一马平川的平原上纵横驰骋的蒙古军队，很不适应，骑兵优势难以发挥； 第二，是兵种上的不对称优势：虽然宋军在陆战中不是蒙古铁骑的对手，但在水面上，南宋还有一支强大的战船水师；如果蒙古军队贸然来袭，南宋水师既可以在水面战斗中碾压对手，也能随时用战船截断对方后撤的退路，缺乏水战经验的蒙古军队，对此十分忌惮。 不过这一切都在忽必烈登基后被终结了，忽必烈登基后。为了扭转南征长期进展不大的局面，进行了三项重大战略调整。 首先，是采用汉制。也就是华夏传统王朝的政治管理体制，来治理领土。加强对于人力物力资源的动员，从而支持长期大规模战争。同时，忽必烈聘用擅长商业管理的中亚色目人来主持财政，并积极招揽投降的南宋官员将领，集思广益，博采众长。 第二，是改变战略。攻略重点从川陕地区，转移到荆襄战区，尤其是长江中游的战略要地，襄阳与樊城，从而直接打击南宋的经济政治核心区域。 第三，就是补齐短板，大力训练战船水师，抵消南宋在水面战场上的优势，努力做到在进攻中水陆并进，互相掩护。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对蒙古训练水师出力最多的，是从南宋投奔而来的降将刘整。刘整原本为金国将领，善战勇敢，但因为北方金国降人的身份，为南宋权相贾似道和其他出身南方的将领猜忌排挤。1270年，刘整奉命为忽必烈制造战船五千艘，并训练水军七万人。元朝正是有了这支强大的水上力量，才挫败了贾似道先后出兵援救襄阳的十三次攻势，进而能够迫使南宋朝廷流亡海上。 ——《崖山》 《崖山》是历史作家张明扬的著作，这本书摆脱了以往总结宋史时的“忠奸叙事”。从世界、蒙元的角度总结宋史，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推荐阅读。 南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