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10月，郁达夫用最痛苦、最公开的方式揭开了一个婚姻的裂痕，他不再是那个文学才子，而是一个被背叛的丈夫，王映霞，带着某个男人消失在了他的世界里，郁达夫做出了一件几乎让所有人无法理解的事情，他在《大公报》上刊登了寻人启事公然羞辱妻子，揭示婚姻的丑陋。
郁达夫与王映霞的相识，是在上海的某个茶楼，1927年的春天，郁达夫第一次见到了王映霞。
郁达夫已经是名声在外的文学青年，笔下的文字充满激情与才情，王映霞是一个风华正茂、气质独特的女子，名气虽不如郁达夫，却也在文化圈中颇有声誉。
两人并没有太多的言语，更多的是通过眼神与微笑传递着一种默契，王映霞对郁达夫的文学作品充满兴趣，郁达夫则被她的聪慧与气质所打动。
她的言谈中流露出对生活的深刻见解和对艺术的热爱，正是这种共鸣让他们在交谈中愈加亲近。
他们的交往迅速发展，1927年6月，郁达夫带着满心的激动向王映霞求婚，两人结婚的地点选在了杭州的聚丰园，那是一个优雅的地方，象征着文人的浪漫与追求。
结婚后的生活一度非常和谐美满。郁达夫全身心地投入写作，而王映霞则常常陪伴在旁，或在家中温婉待客，或与郁达夫一起探讨文学创作。
她不仅是他的妻子，还是他心灵的知音，那时的他们总是一起分享阅读心得，讨论时事，享受着婚姻带来的幸福与充实。
这段婚姻的美好似乎也注定只是短暂的，两人的生活逐渐进入了另一个阶段，虽然表面上看起来一切顺利，隐藏在这段婚姻背后的裂痕却悄悄地蔓延。
婚后的日子渐渐变得不再那么简单，郁达夫虽然深爱王映霞，他的性格却十分敏感多疑，作为一个文学家，他的内心世界极为复杂，情感往往容易波动。
王映霞并不是一个甘于家庭主妇的女人，她是一个极具社交天赋和热情的女子，与其在家中埋头于家庭琐事，她更喜欢走出家门，参加各种社交活动。
那时候的上海，文人雅士常常聚会，王映霞的出席，往往成为聚会中的焦点，她的聪慧与美貌，让她成为了许多文人、社会名流的关注对象。
郁达夫是一个更喜欢安静、内心充满创作欲望的人，他渴望独自一人享受写作的时光，渴望在书房里静静地思考。
王映霞频繁的外出让他逐渐感到孤单与失落，每当王映霞出门时郁达夫内心的疑虑便开始滋生。
这种不信任逐渐侵蚀着他们的关系，郁达夫变得越来越沉默，情绪也变得阴郁，他不再是那个充满激情和活力的文学青年，变成了一个心中充满焦虑与不安的丈夫。
每次外出回家，王映霞会感受到郁达夫冷淡的目光和冷漠的态度，两人的关系逐渐疏远，争吵开始成为常态，郁达夫的怀疑心态也愈发强烈。
他开始将所有的行为和举动都解读为王映霞不忠的证据，两人之间的沟通，似乎永远都在围绕着怀疑、愤怒和无声的指责打转。
这种无法解开的矛盾，使得两人的婚姻开始出现裂痕，尽管他们依然住在同一个屋檐下，但彼此之间的疏远和冷战却让婚姻变得像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
郁达夫最怕的事情就是王映霞再次出门，他的内心充满了对她的失望和恐惧，开始怀疑她是否真的还有心留在这个家。
两人对彼此的期待与理解，开始发生严重的偏离。王映霞的自由与社交成了郁达夫心中的隐痛，郁达夫的多疑与情绪逐渐让王映霞感到压抑和不耐。
1936年，郁达夫南下福州。那个时候，郁达夫的事业有了新起色，受福建省政府邀请，担任了一些重要职务。
对他来说，这不仅是一个职业发展的机会，也意味着他将与妻子有一段时间的分隔，王映霞却没有选择安静地守家，她依然在杭州的社交圈里活跃，与许绍棣的关系开始引发了外界的关注。
许绍棣是浙江省教育厅长，亦是当时上海知名的文人之一，许绍棣与王映霞之间的互动，渐渐引起了周围人的怀疑，两人往来的信件被郁达夫无意间发现。
那是一封来自许绍棣的信，写得言辞温婉亲密无间，郁达夫看着这封信，心中的怒火开始积压，妻子与外人过于亲近的举动，让他感到极度的不安与愤怒。
郁达夫再也无法忍受这种疑虑，他开始疯狂地想象，甚至构建出一种两人有着不正当关系的情节，心中积累的所有不满和不安，让他变得异常激动。
郁达夫决定采取行动，他将一切都公之于众，在《大公报》上郁达夫刊登了寻人启事，公开指责妻子与某男子私奔。
启事中他描述了王映霞的外貌特征、她随身携带的财物，甚至提到妻子对家庭的背叛，启事简直是一场惊心动魄的丑闻，选择了用最恶劣的方式去暴露和宣泄他心中的愤怒与伤痛。
王映霞没有给郁达夫任何解释的机会，立即做出了离开的决定，她带着身边的一些物品消失得无影无踪，郁达夫没有任何力挽狂澜的余地，婚姻已经走到了尽头。
几天后郁达夫在朋友的劝说下，意识到自己的过激行为，他决定公开道歉并承认自己精神状态的不稳定，他在《大公报》上登了一则道歉启事，表示自己因情绪不稳定而做出了不理智的举动。
